进一步说，在“违法转型说”的逻辑中，隐含的另一个观点是，转型是渐进式的，还是休克式的，或者所一步到位式的。“违法转型说”的观点其实是，在法制统一原则下，向法治转型只能自上而下一步到位。而在这种转型路径的后面，不免又蕴含着法治可藉政治权力来实现的观点，而这又使“违法转型说”的法律观，趋向于把法律作为以上御下的统治工具，而非纠纷解决的工具。通过休克式疗法向法治转型，必然忽略不同地区的社会需求，忽略不同地区对纠纷解决的不同需要，因而必然是缺乏民间支持的转型路径。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观点背后，还隐藏着“法律自足性”的逻辑，以为法律可以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

　　更为根本地说，在以法制统一原则来反对先行法治化的观点中，存在着以教条来反对经验的哲学推理。实际上，按照教条式的法制统一原则，中国如何会有“一国两制”？如何会有“经济特区”？如何会有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又如何会允许省级人大存在立法权？又如何可能允许地方财政具有独立性，而形成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中国的地域广大和地区差异极大，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教条式的法制统一原则，根本没有适用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必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恰当地划分财权和事权，而这只能通过试错的方式来进行，而非可靠抄袭外国而得。

　　因此，先行法治化并非反对法制统一原则，而是反对教条式的法制统一原则。实际上，先行法治化乃是试图寻找出一条适应于我国国情的试错之路，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向法治转型的社会成本。任何以教条式的法制统一原则来反对先行法治化的主张，都忽略了向法治转型的复杂性，以及相应的庞大的调整和适应成本。法律的生命既然是在经验而非逻辑，向法治的转型，就只能采取渐进式的试错式的方式，方能充分把握和控制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实际上，渐进式的改革，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繁荣稳定的根基，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改革方式，同样适用于法治的转型。

　　二、经济先发与法治先行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仅表现在诸如人均GDP这样的经济指标上，而且也有明显的法律含义。经济发展水平高，意味着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从而也更易引发纠纷，对法律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举例而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土地利用问题上，最多也就是自用、出租和转让三种选择，而这种选择的频率都是相当低的，基本上不会存在买入转眼间又卖出的情形。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之后，土地的利用就可能以更多的形式出现，例如，用土地出资成立公司或者合作项目，土地的交易也并非传统的一次付清款项式的交易，而是在付清一定的预付款之后，即可转移权利，而且，付款的来源也可能是来自于抵押贷款。参与一项土地交易的就不再仅仅是买方和卖方，而可能加入第三方。这样，与交易相关的法律事项也就自然而然地复杂化了，发生纠纷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也意味着资源的周转速度加快，在传统社会很多年周转一次的财产，在现代社会，可能一年就周转很多次，由此也同样导致法律的复杂化和纠纷数量的增加。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更高，或者说，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要求法律职业内部的分工，即要求“法律人之治”。这是东部地区法治先行的最为基本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