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该说执行“难”，不是社会，也不是当事人，主体应该是法院。

　　四 执行“难”的另类破解

　　执行“难”无解，执行难必须解。

　　第一是舆论导向要纠偏。社会不能更多地进行执行“难”的舆论宣传，要维护司法和法院权威。司法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是最后一道救济渠道，这条渠道广为社会诡病，贬损法律尊严和法院权威，只能使社会对法律和法院失去信任。对国家公权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失去信任，必然导致私力甚至暴力救济的泛滥，社会将步入凭势力决斗解决纠纷的恶性和野蛮。通过诉讼利益纷争都能得到圆满解决和利益弥补，这当然是社会的理想追求。所以，在法律义务人有能力履行的情况下，法院应加大执行力度，穷尽法律措施，确保利益得到弥补。在义务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由于法院的不作为而导致了利益不能弥补，当事人和社会对法院执行不力理应进行监督，并可用行政的或法律的手段追究责任。如果法院积极作为了，只是因为法律义务人的履行能力问题导致不能实现利益的弥补，利益风险责任理应由权利人承担，这时就不是执行难的问题，因利益不能弥补，导致权利人生活或生存困难，就应启动社会救济机制加以解决。

　　第二是执行措施要创新。首先是要执行立法，提升强制力。现行执行的强制性依据是民诉法中的一个章节，给法院的执行强制措施为查封变卖财产、冻结划扣银行存款和人身拘留等措施。个人财产分生活性财产和生产性财产，无论那种财产被变卖，都将影响被变卖者的生产和生活，且这种变卖，因为涉及官司，很难有承买者，强行抵给权利人，权利人对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存在难度，也时常会遭到被变卖者的阻扰，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冻结划扣银行存款存在现实困难：一是银行出于对自身业务和对储户的保密义务，不积极配合法院执行，甚至帮助隐匿、转移账上资金；二是由于没有实行存款实名制，储户可以在多家银行开账号，或在同家银行开多个账号，或者以他人名义或别名开账号，法院执行无法查询到义务人的存款。其次是要修改刑法第313条。《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该条《刑法》的立法意旨是用刑罚手段解决民事执行难。现实中，尽管执行难成为法院工作的难题，但拒执罪的运用状况不乐观。原因是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罪，启动主动权不在法院，而在公安，要由公安进行侦查并报检察批捕，法院才有审判权。同时，该罪是民事纠纷引起，有法院的强制执行权存在，公安不足以重视，获得刑事立案难；另一方面即使获得公安立案侦查，但拒不执行的行为难以查实，缺乏定罪证据。全国法院系统执行积案如山，拒不执行者众，却没有多少受到该罪制裁的，很说明问题。乱世需用重典。《刑法》313条应该修改：改之一，改法院移送为执行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不受理，申请人可以诉诸行政诉讼；改之二，去“拒”字为“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只要在人民法院下发的执行通知书确定的履行日期内不履行，即可构成拒执罪，并配之以相应数额对应的刑期，明白地说就是用刑罚抵履行的法律义务。在修改刑法313条的同时，要配套政府救济措施。政府救济是基于国家对公民有保护职责和代位担责理论，公民一旦受到损失，在不能从施害人处获得赔偿时，国家应承担相应责任。但民事权利转化为公权利救济，应该限定范围。在承担了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后，应承担的民事义务相应地被免除，除市场交易风险外，因人身损害而造成的生活、生存困难可纳入政府救济范围。救济不能实行全额性救济，应根据国家财力能力设定一定比例救济。国家救济了，民事案件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