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法院判决了，国家公权力不能百分之百弥补私权利，是世人该知的客观道理，法院的立案风险告知书也告知得明白无误，诉讼人早知道，还真有点“八字衙门开，有理进来白进来”的味道。民事官司进法院，就有权利全部实现的期望，恐怕是不现实的。但诉讼人偏偏都有如此期望，原因在于，其一、民众普遍没有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能力，依赖公权力化解风险；其二、为诉讼付出了新代价，受到“二次”损失。根据市场经济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的理论，诉讼投入了，由此渴望得到回报——提起诉讼要预交受理费，请律师要交代理费。在受理费收取上，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并不高，有些案件办下来，成本还是由法院倒贴的，且法院还应该根据诉讼人的经济状况给予减、免、缓，可以说能基本保证让有理无钱人进行诉讼程序。但律师代理费是协商收费，由于协商的主动权在律师方，顾请人只得按律师行业规矩缴费，什么法律服务费、差旅费一下来就是起诉标的的十几个百分点。诉讼人打官司除了这些费用，还有不正常的费用——为了打嬴官司，找点比法官职权大一点或者和法官关系好一点的关系，也要花一笔费用。这些费用，诉讼人都是指望官司胜了后在执行款中冲抵的，执行款不能到位，市场交易和生活中承受了风险，诉讼中还雪上加霜。“我反正只问法院要钱。”许多案件申请人就是这种心态纠缠法院，使法院背上执行难的沉重包袱。

　　裁判难兑现与损失弥补期望形成极大反差，法律和法院哪能有威望，只有失望！

　　三　执行“难”的现实原因

　　过多地宣扬执行“难”，导致民众对法律失去信心，对法院权威失去信任，受害者不仅只是法院。法院是党领导下的裁判机关，法院没有权威，是法律没有权威，更是党失去权威，直至酿成对党和政府的仇视，后果不堪设想。从理论上说，诉讼人对法院只存在执行不作为的指责，执行“难”的真正叫苦者应该是法院而不是当事人。执行难，难在当事人难找、财产难寻、关系网难破，这都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的难处。当事人人难找，是现代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大导致的，遇上官司，当事人会举家外去，旁人不知其踪，没有执行对象，法院就无法对人、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财产难寻，一是有的当事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法院查尽了线索也无法找到财产可供执行，有时虽然找到了些许财产，要变卖又违反法律规定——是房屋的，不能使其失去居所，是生产工具，不能使之失去生产依靠，是家用电器，不能使其失去必须生活用品，这是法律的规定，是人性化执法的体现。法律义务人即使有银行存款，银信部门的实名制制度不健全，有实无名，同时，银行为自身业务考虑，宁肯得罪法律，不肯得罪储户，帮助储户保护存款，转移存款。现代化为转移提供了充分便利的条件，法官在填写查询手续，找银行领导签同意之时，电脑操作员鼠标一点，账户上有款瞬间没了踪影，法院回天无力。案件执行对象如果是政府机关或与政府有瓜葛的企业，关系网就难破，法院一执，动荡四起，社会稳定可是压倒一切的，执行弄出了社会事件，法院吃不了蔸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