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政府及主管部门发生土地争议，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经行政裁决或复议的，应由行政机关先行解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或复议不服的，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法规未规定应先经行政裁决或复议的，则当事人可在行政途径解决或诉讼途径解决之间进行选择。而在平等主体间发生的土地争议，当事人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纠纷。与其他土地纠纷的解决方式相比，诉讼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诉讼是一种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活动，其启动与进行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当事人对程序规定及活动方式比较陌生，参与度受到一定限制，在法律的认知方面也存在相应障碍。此外，诉讼程序复杂繁琐，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尤其表现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错误的行政行为一般只能撤销，而不能直接判决变更，行政机关在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又往往引起新一轮的诉讼，不如行政复议纠正错误来得及时和彻底。

　　一般来说，上述土地纠纷的解决方式各有特点，也各有利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纠纷解决体系。纠纷主体可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但从农村土地纠纷解决的实际情况看，上述纠纷解决方式都还存在明显的不足，相互之间也远未形成互补互动的良性关系。因此，如何充分发挥上述纠纷解决方式各自的独特功能，如何实现功能互补，以更好地解决日益增多的农村土地纠纷，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四、各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优化与整合

　　以上对农村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论述，是以现行立法和制度为依据的，然而，当这些立法与制度实际作用于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时，却要受制于诸多因素，包括思想观念、权利意识、文化传统、法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等等。中国的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与落后，是一个大的人情社会，习惯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发挥着普遍的指导作用，而现代法律与程序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却十分有限。因此，立法和制度的存在与其在农村的实际应用是有相当距离的。

　　2007年1月至3月，笔者以“聚焦乡村人民调解”为题，组成课题小组赴广西五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对20多个自然村调查访问，接受调查的农民近300人。在当地，纠纷的基本类型中，土地及与土地有关的纠纷占到31. 3%，居各类纠纷之首；纠纷发生后，选择民间调解的占到58%，选择和解的占到10%，选择诉讼的占15% (问卷调查中未设计行政裁决项)。对于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理由，有68. 5%的被访者认为，民间调解能够有效地化解纠纷，同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上法院打官司并不是件好事，而且花钱多、伤感情。农村土地纠纷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其生存与发展，但他们却常常不能正确理解法律的规范性要求，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因而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中，民间调解虽非最理想的方式但却大量使用，而诉讼虽然最有利于保障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和农民的土地权益，但利用率却很低。农村土地纠纷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现有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为更好地解决农村土地纠纷，一方面须对各纠纷解决方式本身的功能予以优化；另一方面，针对农村土地纠纷的特点，将各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加以整合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每一种方式均有其特点与利弊，整合的目的是扬长避短、实现功能互补，从而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一)关于和解

　　如果土地争议涉及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般民事纠纷，和解不失为一种能够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是，与一般民事纠纷不同的是，土地权利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利，有些土地纠纷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现有的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因此，在当事人协商解决土地权属纠纷时，他们的处分权应受到一定限制。如果某土地纠纷涉及土地行政管理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则一般应由行政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