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非法言词证据要绝对排除。各国都采用了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这一规则。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往往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权利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文明司法，为民司法”的理念相违背，个人认为可以将《刑事诉讼法》第43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对威胁、欺骗以及其它的方式收集的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应当排除，不得作为指控和定案的依据。

　　2、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能一概排除，可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实物证据排除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即主张违法搜查、扣押行为构成严重违法时，由此所获得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对严重违法的判断可由法官根据公平正义作出自由裁量。

　　3、要加大对非法取证人员的处罚力度。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中增设一些严重的违法取证但是又不触犯刑法的司法工作人员一些处罚措施。如记过、记大过等一些非刑罚措施。

　　4、对于补正的证据，应当要求公安、检察机关证明其取证程序合法，同时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异议权。〔10〕现在，我国司法解释只是对死刑案件要求公安、检察机关补充证据，要求其作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对一切案件都可以设定该规则，这既能保证程序公正，又能促使被告人认罪服判，实现司法和谐。

　　5、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可以规定侦查人员在侦查案件中告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法官在审理案件不应当对被告人的沉默发表看法。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可以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抑制追诉权的滥用。因此，该规则在西方也被称为“人类通向文明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牌”。〔11〕

　　6、转变司法人员的传统观念，提高其业务素质。非法取证的主体主要是侦查人员，要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的得到贯彻落实，就必须加强司法工作人员队伍建设，转变目前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提高其法律素养，建设一支工作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队伍，筑起维护正义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