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各共同犯罪犯罪分子施行刑罚是根据报应和预防两种学说来确定的。[6]报应是犯罪造成多大的损害就给予多重的惩罚，预防学说出现后对犯罪的惩罚又要对犯罪的主观恶性和、改造性等结合后综合确定应予的惩罚。同一种犯罪，同一损害结果，主观恶意小的就不一样，情节不同也不一样。如在共同犯罪中，年满十六岁的与未满十六岁的就有区别，有自首和立功的情节的也不一样，而且共同犯罪与个人犯罪相比，处罚上也会稍重。例如，17岁的邢某和15岁的翟某分别携带尖刀和镊子，窜到某菜市场伺机行窃。当见到李某在摊位上买鸡时，翟示意邢掩护，邢即站到李某跟前假装买鸡，翟用镊子从李的裤兜内窃得人民币160元后离去。当李发现裤兜内的钱被窃时，便将站在其身边的邢抓住，邢否认偷窃，但李抓住不放。邢见逃脱不掉，即掏出尖刀朝李的腹部、腿部各刺一刀，将李刺倒。此时，翟返回现场，对李说：“活该”，即和邢一起逃离现场。李因有路外动脉被刺破导致失血过多死亡。翟被当日抓获，邢随后被捕。法院审理认为，邢、翟共谋盗窃，在盗窃作案中，邢为抗拒抓捕持刀将失生刺死，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惩；翟某逃跑后又返回帮助邢某，见李某已被刺倒，即和邢一起逃跑，这已构成了抢劫共犯。鉴于二人均为未成年人，且翟某未满十六周岁，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判处邢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翟某有期徒刑3年。

　　施行刑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并不是简单的相加或相减。量刑应从犯罪的种类，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参照司法实践经验，大致地估量出对各共同犯罪人应处的刑罚；然后考虑其他影响刑罚轻重的非法定情节（包括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情节），最后综合地估量出对犯罪判处的刑罚。

　　（四）共同犯罪量刑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古罗马法谚云：“所谓正义，不是关于实际规则的对或错。人类的正义，是要求同样的事情，按同样的规则来处理，而且，这种规则应能适用于一切人，适合于一切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而社会公众对刑事审判的理解，最直观的就是看判决结果，也就是判断量刑是否准确。量刑是使法定的罪刑关系变成实在的罪行关系；使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和一般预防功得以发挥，进而为刑罚目的的实现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础。量刑的偏差或者失当，会导致当事人的不满和对立，甚至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乃至法治建设的怀疑和动摇，对刑罚的目的的实现造成不良影响；相反，量刑正确，就可以有效地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所以一个刑事被告人能否得到公正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合理的量刑比准确的定罪更为重要。因此，对量刑、尤其是共同犯罪的量刑中出现的问题必须慎重地加以关注。

　　1、我国刑法量刑原则中规定量刑的根据之一是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这就包含了量刑要考虑治安形势、社会民意等因素。《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第六十一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也就是说，刑罚的轻重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决定的，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行相称、罚当其罪。而社会的危害程度是由犯罪的一系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综合而成的，包括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等。因此，正确地判断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必须对犯罪的各种因素全面综合地加以考虑，防止片面地强调其中某一方面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量刑畸重畸轻、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