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大多数在校学生已经深深陷入由老师、刊物、演讲、海报和音乐发起的政治次培养。这个次培养让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阶级意识形态和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很熟悉。此外，就像每一个熟悉美国大学的人所应知道的，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很少是因为学院派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真实的标准”的区别。(13)由于它与庸俗之间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基于固有的守恒规律，就像伊卡瑞蒂(Inciardi)一样，激进犯罪学受到主流犯罪学者的攻击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些攻击将激进派的观点扭曲了，而且，将争论讽刺地定位在政治上而非学术。举个例子，激进派理论所总结出的缺乏理由的论断和非从属于经验主义的研究，在很多年之后，广泛地受到人们的接受。除了为这些论断提供证据外，主流的犯罪学者们将激进派的挑战贬低为具有建构性但缺乏科学的能够支持犯罪学事业的教条的利益的范例。由于他们在犯罪学上缺乏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从事的经验上的研究比其他犯罪学者们要少，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他们的理论提供充足的经验价值。

　　以上的研究使用了官方数据和统计程序。但是，史温丁格(Schwendinger)最近利用数据和程序进行的工作，其目的是揭示社会心理学和系统性之间的关系。(14)在描述了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之后，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通过生产资本模式的改变而发生了。他们采用马克思(Marxists)发明的“进程固定法”的分析法，用来解释没有被宏观经济理论区别的关系。这些关系集中反映了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未成年人亚文化。

　　与后现代主义者漠视找到一种可计量的研究技术不同，史温丁格(Schwendinger)的《认识论姿态》一书迫使他们不仅成为理论家，同时也成为方法论者。他们为“微观宏观社会学分离”提供了一个解决方式，这显示了人种观察、小团体实验和非正式团体的统计图表网络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计划包括一个“伽利略方法”，因为该计划认同16世纪伽利略在科学组织领域关于研究技术方面的影响。在这段时间，科学理论的快速发展依赖于望远镜的发明和使用斜面的试验。例如，在获得行星运动和重力对加速运动物体的影响方面的知识上。为了对亚文化身份的研究进行提速，史温丁格(Schwendinger)父子俩发明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类型几率方法”，这种方法使用了几百学生和超过300数据组的图表。他们建立了一个数学运算法则，此法则利用了超过20000朋友关系选择法来描绘在这些人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15)他们征集未成年人的信息来提供他们最好朋友的情况，为了评估他们朋友的不良行为参数。通过这些程序得出的社会参数就像X光和其他设备在发现超前物理学领域模式中的作用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