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包德瑞尔拉德(Baudrillard)的言论是错误的。科学实践深深地影响着科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因此，这些实践意在发现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提供有关他们的理论。所以，他们要求一定程度的理解发现的方法和逻辑与证明的方法与逻辑之间的异同。他们要求理解区分理论与理论思考之间的差异，这有助于科学实践产生客观的理论，而理论思考则会被误导。

　　因为使用目的不同，批判文学的语言远不如科学用语严谨。⑦为增加经验知识，科学家们使用“有用的虚构”，但这种虚构不同于文学评论家思想中所有的讽刺、风趣和非传统的构思。后现代主义者发展了高质量的不同类型的论文，因为他们致力于高质量的不同行动。

　　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后现代主义者和科学家的论文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于是就产生了混合性论文。后现代主义者不像“构建犯罪学”和“后现代女权运动”通常建立的很少使用“叙述性”的理论性解释不同。⑧当包德瑞尔拉德(Baudrillard)被一个理论超越，他就重新设立一个，因为后现代犯罪学家贬低发现和检验事实的科学方法。尽管他们的“后现代性”，他们的研究范围与C·P·斯诺(C. P. Snow)描述的英国大学“两种文化”相似。然而，在犯罪学领域，跨越由人类和自然利学所组成的文化的意图主要受策略性的忠诚所影响，这种忠诚一般不考虑用于实践的研究方法。这种意图用轻蔑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实证主义”这个词来表达，以达到淡化一切研究工作或学者思想。

　　从随机分析理论角度看，后现代思考法通常(不是经常)鼓励犯罪学家摒弃宏观理论的帮助来研究犯罪与犯罪控制。和传统犯罪学家以及他们贫乏的现存方法不同，后现代学者的观点至少愿意对主观的关系和观察性的社会相互作用进行深层次的检测。在读到他们相互作用时，这支持了“verstehen”(或者“解构”)，而且还声称专注于“力量和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社会政策是毫无效率的，除非个人观点、大众意见、语言习惯和文化被“重构”。亨利(Henry)和米娄万诺维克(Milovanovic)说，“我们是通过议论(语言和象征用法)来孕育并实际上产生我们的世界。”⑨

　　文化犯罪学——另一个浮现的观点，像文化研究、评论理论和相互作用社会学一样受后现代主义者影响，这来自杰尔·费瑞尔(Ferrell Jell Ferrell)。文化犯罪学，费瑞尔(Ferrell)宣称，大胆地致力于研究全世界的文化，包括“已成型的模式和违法亚文化的经验活力”、“流行文化形式的象征犯罪文化”、犯罪控制文化的“调整结构”、“大量媒体出现的对犯罪与犯罪控制的抗议”和这些抗议在“普遍观众与警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费瑞尔(Ferrell)的后现代化可能会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不指望结构的决定性，但他的研究计划保证填补亚文化关系的主流理论留下的不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