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极端分子们因为政府高层中的伪善、腐败和极高的犯罪及错误行为而进行反抗。尼克松总统被弹劾不是因为他与见习医生发生了性关系，而是因为他支持对政治对手的非法压制以及盗窃、窃听、政治黑钱以及其他意在破坏政治异议和民主选举的犯罪行为。因受贿而最终被证明有罪的副总统和尼克松一起，多次假扮为“法律与秩序”的拥护者。刑事学院因为研究谋杀行为而建立的时候，前任董事霍德曼(Haldeman)和代理人约翰(John)正泄密卷入水门事件的共谋。⑤

　　作为以犯罪学为专业，世界上最正直的刑事学学生及学会会员们，面对这些不断发展的犯罪行为又如何能保证沉默呢？这些人写文章，作演讲，参加一个又一个的示威活动，尤其是当战争犯罪出现的时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和学会会员并没有因为这些事件而变得激进。当然，也有许多学生和学会会员反对那些人因为他们自己是支持战争的。还有许多学生因为害怕，或者厌恶政治，其行为仅止于签署一个请愿书或者抱怨那些激进分子干预了他们的职业或教育。想起许多年后对于他们的回应，我们记起一个关于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他的朋友亨利·大卫·瑟瑞尤(Henry David Thoreau)的故事，他们曾因反对墨西哥的战争而拒绝交税被投进监狱。当看到瑟瑞尤(Thoreau)站在酒吧后面，爱默生(Emerson)大叫：“亨利(Henry)，你站在那里面干吗？”瑟瑞尤(Thoreau)回答说：“你站在那外面干吗？”

　　三、斗争的继续与后现代的挑战

　　在学校里，激进的学生通常求助于冲突理论或政治经济学来处理宏观关系。⑥然而，在千年之交，一种全新的观点——后现代犯罪学出现在这些观点的对立面。

　　为了理解这种发展，我们首先应该记住后现代主义的发起人是一群文学评论家，他们来自质疑先前存在的由科学方法确定的“客观真实”概念的人。这些评论家们认为，无休止的社会状况变化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用媒体语来说明人类制度。假如，这些相互作用——和他们语言上的协调——轮流产生社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但是，一个对这些制度随机的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彼此毫不相关，除非运用文学评论规则而不是科学规则。科学方法和随机分析并不比其他方法可信，例如在认识世界是由作家、思想家和普通老百姓组成方面。

　　后现代主义者关心的问题不是文学的叙述是否能帮助科学家理解事实。事实上，他们是帮科学家最大限度地理解世界。但是，包德瑞尔拉德(Baudrillard)的信仰—虚构的作品能毫无疑问与科学理论一样告诉我们关于社会的东西，假设科学方法对理论的构建毫无帮助，或者科学方法与发现真实是毫不相干的。这种观点肯定不正确：如果科学是另一种虚构形式——假如科学不能产生实用的真实——我们就无法获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大量科技成果，像汽车、飞机、眼镜、电力和现代医药。虚构作家可能想象出这些东西，但科学家创造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