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55岁的中医师周宝宽被称为“最牛学历哥”，他用35年时间获得了3个博士、2个硕士等9个国家承认的文凭，被“中国世界纪录协会”确认为“世界上获得学历文凭（国家承认的学历）最多”的人。而他还将攻读复旦中文系博士学位作为最后一个学历梦。相较“最牛学历哥”，网络上迅速蹿红的“学历姐”也不让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二学生王丽在16年的时间里，先后拿到了3个专科文凭、3个本科文凭和1个硕士文凭，共计7个高校文凭，如有可能，她还想继续读博。

　　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取得多个学历的人士，追求的往往就是学历，而不是什么学历背后的能力，只为学历努力，不问能力提高，所以，学历多了有时反倒成了负担，而这个负担不在于多学历压身，而在于多学历没等同于多能力，只是徒增了为学历而奋斗的时间和精力消耗罢了。具有一两个学历的人，在学历的背后具备的是与学历相当或是超越学历本身的能力，那么，这样的学历亦足以为其提供良好的职业砝码，让其过上体面的生活，而非成了他职业上的负担。而学历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学历背后的能力。而能力往往很难量化，由此，产生了在这个社会人人都说自己有能力，但却总有一些人就业难或是失业快。例如放在法律专业，本身而言，这个专业的能力水平比较好量化，例如诸多人以司考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的确确，通过了司考，至少在专业知识上具备了一定的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说辞不可绝对，亦有一些人过了司考但依然不能解决和处理法律问题，但这样的学生据少）。但在诸多人过不了司考的情况下，难道就只有在法律行当里失业的份了？除非这些人不想从事法律行当，或是不能从事法律行当，诸多人的求职方向都期望与专业相关，而最终未与专业相关的无外乎不能从事或是不想从事。不能从事是知识以及其他方面限制，不想从事是个人喜好使然。

　　再如果，既然拿到了多个学历，那说明这些人具备与多个学历相当的能力，可是，学历背后的苍凉折射的是能力的欠缺，由此，不得不促使我们怀疑我国学历教育背后的紊乱，大学既然有权向学生颁发学历，但是，却不考核你的能力，也可能根本没法考核，考核学生能力的尺度交给社会，而社会的残酷性促使学生无法在校期间得知，到底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本专业人才。还是以法律专业为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虽说，我们的法学院校一直教导学生学好本专业知识，但学到何种程度，学到何种高度，却无一个无从考核和量化的社会标准。都在课堂上听课，都看了教材后考试，都可能看了一些专业著作或是论文，但毕业之际的能力和水平差距还是很大。而自从司考可以让在校生参考，在校生的法律学习目的立马明确——只要通过司考那就可以在本专业就业，但是，年年通过司考的在校生数量有限，所以，诸多人的在校生毕业之际，还是未能拿到法律专业的求助最佳砝码，所以，免不了失业的可能。除过我们怀疑司考有时难以考核出一个人的专业水准外，更多通过司考的学生还是在本专业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而那些未能通过司考的学生又拿什么就业了？难道亦得多拿几个学历适从，当然，排除学历哥和学历姐的现实可能，诸多的未过司考的学生在其他专业的投入上的确不尽如人意，除了本专业知识，几乎他们对其他专业知识一无所获，在司考未能通过，在本专业就业难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只有选择改行或失业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