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犯罪的性质和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如前科、家庭、教育背景、人身危险性等，还有哪些因素应当纳入量刑考虑？

　　一个重要因素是被害人的态度。比如中国法官判处缓刑的条件之一，往往是被害人的谅解。而在美国，各州法院量刑环节之一，便是被害人或其亲属的陈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害人参与量刑已经成为其基本诉讼权利。

　　另外一个量刑因素，可能是政府的立场。比如在中国，将被告人无罪释放是否会引发不稳定事件，或者是否会妨碍政府工作，可能会最终确定某些案件的结果（想想重庆和山西地方政府“威胁”法院的案例）。但是从理论上说，刑事量刑是对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与政府态度无关。政府的应有立场，仅仅是严格执行法院的判决，管好狱中服刑的罪犯，看好监外服刑者。也许正是因此，拉丁语中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就是：让正义得以实现，哪怕天塌下来！

　　但是理论归理论，现实是现实。客观而言，政府及其代表的纳税人，同样是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因为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以及刑罚的执行，归根结底都需要纳税人承担成本。从这个意义出发，只要求承担成本但不允许发表意见，似乎也不太公平。更何况在中国，法院从来就被要求“讲政治、顾大局”。

　　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侵袭之下，法院量刑可能更需要考虑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当意义上，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刑事司法的财政成本都不仅仅是“应不应当考虑”的问题，而是“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的问题。理由很简单：没有相应的财政保障，法院作出的量刑决定仅仅是一纸文书而已，不可能落到实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院量刑必须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

　　比如最近在美国密苏里州，当法官们在考虑量刑的时候，手上就多了一份材料：一份来自该州量刑建议委员会（Sentencing Advisory Commission）的价目表，标明各种刑罚方式的执行成本。比如说针对一起抢劫案，如果判处被告人5年缓刑，那么政府大概会因此支付9000美元监管成本；如果判处监禁，在正常的假释情况下，同样一个罪犯大概需要花费50000美元。这些数字会被提交给法官，尽管后者并无义务加以考虑。但是正如一个法官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讲究成本/收益的社会。只有笨蛋才完全不考虑执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