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大国有好处也有坏处。从美国的联邦制我们可以看到，大国成功的治理经验从根本上说有两条：一是要充分保障地方自治和地方多元化，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发挥地方的能动性、自主性、积极性；二是要让中央遏制一些不良的地方倾向，譬如地方歧视、地方保护主义或地方内部的多数人暴政。在这个时候，中央就应该介入，或者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是防治地方对外地人或物的歧视。这样，地方的长处都能够自由发挥出来，短处则通过中央干预而被遏制住了。
至少近几年来看，我们中国恰好相反，充分发扬了大国中央集权的弊端，而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扼杀了。中国有些地方领导还是想做事的，也尝试了不少地方创新，但是这些良性的地方自治试验反而被中央左一个文件下来、右一个文件压下来。前几年某些地方试验乡镇长直选，硬是被全国人大以“违反宪法”的名义叫停了。好的尝试被压制住，各种不好的地方措施有没有得到遏制呢？反而没有，我们看到各地违规征地拆迁、草菅人命、贪污腐败、打压记者等等胡作非为，中央则是无能、无力或索性不愿管。其实地方钻的许多空子正是中央设立的制度造成的，譬如户籍限制啊、收容遣送啊、强制拆迁啊、新闻管制啊，不都是中央设置的全国性制度吗？我们知道北京作家谢朝平写了《大迁徙》，反映三门峡水库那么多年遗留下来的移民问题，近几天被陕西警方到北京来抓去了。凭什么抓人呢？就是新闻出版审批制度，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制度让地方官员维护自己的腐败，还不让外界报道和评论。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事情是挺难办的，你看周边的国家，不论是日本、韩国甚至泰国、印尼，还有台湾地区，都先后转型成功了。我们从清末宪政改革开始失败至今，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不只是一个国家大、转变慢，好像质量大的物体惯性越大一样；也不只是金观涛他们以前讲的“超稳定结构”，我们的中央和地方联盟起来，阻碍改革的力量实在很强大。大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人民来说集体行动更加困难，因为国家太大了，怎么样能够让社会凝聚起来一个力量去抗衡中央和地方的联合，我想是今后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它直接决定了普通老百姓究竟能做什么。
对于这个法，刚才杜老总结得很精辟，就是有些不该删的删了，有些不该加的加进去了，尤其是关于代表的集体活动。我想开这个会的目的无非是集中力量和焦点，争取打掉那些改得真正恶劣的地方。我看大多数规定都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不用去管，但是制度性退步一定要尽力抵制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