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陈老师的宪政观中特别关注规则和人心的互动问题。他并不把宪政仅仅看成一种规则的建构，而是强调规则和民情、公民美德的结合。他在《宪政初论》中，通过引述托克维尔、罗伯斯庇尔、陈独秀等人的论说，强调公民美德是宪政的重要基础，宪政的建构离不开民情的转化，并且提出要创造一部道德上向善的宪法，（第17-18页）制宪者必须把公民引向正确的习惯，引向光明的未来，并引用了马布利的话：“立法者的责任在于促使我们结成社会的那些社会品质的实现”。（第5页）在《国家权力作为财产——政府腐败分析》中明确提出公民美德是共和国最终的依托，（第218页）认为一旦人民整体腐败了，共和国便不复存在了。（第207页）在《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宪政的出路》中，则就公民意识的改造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即一是通过制度的改造提供训练的场所；二是开展新的道德观、法律观的教育；三是促进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促进市民社会与社会组织的形成。（第279-280页）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中国很多公法学人所欠缺的。中国的法律人似乎有一种制度或规则万能的倾向，以为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就能够建成法治国家，这可以称之为规则崇拜症。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但腐败的现象却愈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的法治发展进程已经从反面证明，规则如果脱离开人心的支持就无法发生实效，制度变革脱离开心性转变就无法产生实效。规则诚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可以规范公私权力，防止支配和依附，但是规则决非万能，规则要依赖人去执行去维护，规则要发挥作用，有赖于充满公共精神的、有德性的公民。

　　第三，陈老师极为认真地对待中国宪法。对于中国宪法，法学界大体上存在三种态度。一种是彻底批判的态度，认为现行宪法本质上是一种全能主义的宪法，与宪政的本质不符合，或者是完全虚假的宪法，完全不能反映中国宪政实际；另一种是三心二意的态度，它认真对待宪法中的部分规定，特别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于其他规定则视若无有；还有一种是认真对待作为整体的宪法文本。作为规范的宪法学研究，最后一种态度应当是基础，但中国宪法学界真正能以这种态度来研究中国宪法的人非常少。诚然这种态度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是作为狭义的法学（法教义学）与生俱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态度是反动的，而是要围绕文本、结合价值，建构一套宪法规范体系将现实政治导向健康的方向。我们当然也可以完全脱离开现行宪法规范，探究理想的宪法规范体系，这种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对于中国的未来政制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不想回避中国的现实，如果中国宪法学人想对中国现实政制发挥作用，则“戴着脚铐跳舞”就是必要的，这实际上也可能是更为困难的，是智识上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