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刑法学上的分类，从伦理道德的关系上，犯罪可以分为自然犯（刑事犯）与法定犯（行政犯）。“法定犯发生在常态的社会活动中，所以它存在的领域非常广泛，因而行为的实际关系比较复杂，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除了我们国家，对法定犯的处刑都比自然犯要轻，至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定犯没有死刑，法定犯追究法律责任难度比较大”。[1]一方面，由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不可能将所有侵犯法益的行政违法行为都要规定为犯罪，另一方面，由于法定犯（行政犯）属于现代型犯罪，刑法对此也不能无所作为。摆在执法者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刑法谦抑原则与打击现代型犯罪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赞成有学者提出的“在条文适用和规范解释方面，对经济犯罪应当特别强调刑法的某些价值观念，突出刑法解释规则的某些要求”“注重对刑法价值的独立判断，防止规范解释的从属性”“注重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防止规范解释的形式化”“注重构成要件的体系解释，防止规范解释的片面性”[2]的观点。但同时，笔者还认为，在办理法定犯案件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对行政法原理的很好理解，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行政法律法规来解释刑法规范，二者不得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