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将《公司法》第183条解释为裁判解散公司案件的受理条件，有助于合理确定控制股东的诉讼地位。在诉请判决解散公司的案件中，本应以公司作为案件被告。然而，少数派股东遭受压制，在形式上系公司行为所致，在实质上系控制股东所为。如果仅以公司为被告，不仅难以查明引起公司僵局的事实，还有让公司“代人受过”之嫌。如果承认《公司法》第183条系对案件受理条件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将可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主动追加控制股东或者其他股东作为案件被告。
最后，将《公司法》第183条解释为裁判解散公司的受理条件，有助于引入股权强制转让的新型救济措施。公司僵局的产生原因异常复杂，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不太可能接受或者拒绝接受原告所述的全部事实，很难得出公司必须解散或者不得解散的单一司法判断。在此情况下，如果仅将《公司法》第183条解释为实体法规则，如果能够证明确实存在该条款规定的情形，如果原告坚持裁判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将难以采取其他措施解决争议，而只能裁判解散公司。相反，如果将该条款解释为案件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就有权基于自由裁量权发展出打破公司僵局的新型救济措施。这不仅将有助于贯彻企业维持思想，还将开启引入股权强制转让的技术通道，有效地提高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效率。
《公司法》第183条主要规定了案件受理条件，但也包含了部分实体法内容。法院在审理裁判解散公司案件时，应当斟酌《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条件，还应关注股东与股东、董事以及公司之间的真实关系，更应重视公司宗旨实现的可能性。换言之，应以公司目的能否实现，作为裁判解散公司的核心条件。现行《公司法》没有规定基于“目的不达”而裁判解散公司，我国法院长期忽视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目的的司法解释，加剧了法院处理公司裁判解散争议的难度，从而使得裁判解散公司的实体法依据有欠充分。然而，《公司法》欠缺“目的不达”条款，并不表明法院不能据此裁判解散公司，法官应善于从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解释中发现公司存续的真实目的，再结合公司争议的事实和产生原因，合理得出应否裁判公司解散的司法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