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性诉讼简单说是指具有制度意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即可能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引起公共政策的改变，检验法治原则，影响公众法治观念，促进公民权利保障的典型个案。

　　由北京义派公益团队发起，《南方周末》和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09年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结果，按照影响力从高到低，它们依次是：躲猫猫案、开胸验肺劳动仲裁案、唐福珍“暴力抗法”案、邓玉娇案、“钓鱼”执法案、河南灵宝“跨省抓捕”案、杭州“飙车”案、冒名顶替“罗彩霞”案、李庄案、“临时性强奸”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的孙加瑞发现，综观这些案件，要不就是有权机关和有权人制造的，要不就是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有权机关滥用权力，有的案件两者兼而有之，总是逃不出这两个特点，并指出：“为什么无形当中会把这样的标准成为一个标准，这反映了官民之间的关系，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老百姓通过这些案例看到了自己的恐惧和无助。”

　　这些影响性诉讼案件的解决，实际上是民怨进行集中大规模排解的过程。官员和打工妹、富二代和穷学生、警方和大学生，在不同的故事里进行对抗。那些没有入选的不被注意的案件中，民怨以信访上告的方式表达。

　　由此，笔者联想到体育活动中的人浪现象。

　　人浪（又叫波浪舞），是种常见于体育活动（尤其是球类运动）中，在场观众自发在观众席上进行的游戏。观众席上的观众以排为单位依照顺序起立再坐下，呈现类似波浪的效果。波浪舞可以带动观众席的气氛，除了观众自发性的动作外，有时也会有带头者以旗帜等物作定位标识，领头者会拿著大旗帜奔跑，旗帜跑到哪一排观众便站立再坐下，可以制造整齐划一的效果。人浪现象同样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中核心可以归结为潜在共识，最原始的人浪应该是集体无意识的自发而成。尤其在体育赛事的观众之中比较常见。当然也有人们安排指挥的人浪现象，可谓集体有意识。

　　影响性诉讼正是一种法治进程中的人浪现象。影响性诉讼只所以“收视率很高”和能够形成，就在于它们调动了国民的潜在共识，具备了形成人浪现象的核心因素。

　　当一个普通女服务员与一个消费者发生了冲突，大众不过是一群看客。可是一旦听说那个消费者是某个级别的官员，看客们都很快成了女服务员的娘家人，不再保持中立，而是齐刷刷地站在了这位服务员的立场，把手指头戳向、唾沫星吐向这个官员。邓玉娇案件正是如此。当大街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时，路人不过是一群看客，可是一旦听说那个驾车者是一个阔少爷，看客们就成了受害者的亲朋好友，口诛笔伐富人驾车者为富不仁，不把穷人的生死当回事。杭州胡斌飙车案正是如此。这样的社会现象潜藏着公众的一种共识：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官员、有钱人总是经常欺负我们小老百姓。公众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恐怕与公众的心理失衡大有关系。心理一旦失衡，法律观念就会退场，理性精神就会魂飞魄散，横空出世的就是情绪。公众的心理在“揭竿而起”，集体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影响着这些影响性诉讼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