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这些思考，都是我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体会到的，非法学院所给予我的财富。但我的第一份工作并不如执法笔记中写得那样浪漫，在公安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被改造成一名法律虚无主义者，这是上本科时所未曾料到的。在公安局近两年所接触的案件，大部分是模糊化处理，我们那时工作的主要理念是实现对社会面的有效管控，而非具体到实现每个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公正。因为基层村落的大量社会纠纷只有在“流水线式”的作业下才能得到及时处理，对于熟人社会来说，案件的及时处理比公正更为重要，由于当地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是有限的，而村民用于定纷止争的时间更是稀缺的，如何快速处理纠纷，让村民尽快回归社会生产比追寻虚无缥缈的正义结果更加现实。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司法活动不再是一项精细化的神圣使命，而日益变成一种妥协式的裁决、允诺式的交易以及密集型的产业，它的运行需要大量的派出所民警、基层法官、人民调解员、村支书共同运作，而这些人的工作，保证了这个庞大国家基层政法体制的正常运转。案件的处理，大多是依行政法规进行，尤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它里面存在着太多模棱两可的条款，给予裁判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所谓的调解，就是在这些裁判额度内进行的。这些案件的处理无所谓法律的尊严，因为离开了法庭，每个司法工作者都成了“马锡武”，当然，也有像坐山雕的。

　　面对一个如此庞大、五脏俱全的基层政法体制，我不能单说这个体制的优点和缺点，更要从它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作用去考察整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机制。这项工程太过艰难，尤其在一个充满了法律虚无主义色彩的国家中考察法律的运行，本身就需要对法律的存在价值提出合理的怀疑。而这怀疑的场域几乎遍布法律运行的时间和空间。想到这里，莫名的恐惧无孔不入，你有时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双料间谍，即便你什么也没有做。在公安局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也许我喝下的，是一碗分不清苦乐酸甜的八宝粥，甚至每个人喝都有自己的味儿。我试图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豇豆，但结果却是只能舔到碗底的几个米粒而已。很多豇豆都煮糊了，和粥混在了一起。在基层，没有特权，有的只是你对现实的绝望和绝望之后的人生选择。

　　就是在这时，我陆续看到了周大伟先生在《法学家茶座》、中国民商法律网和学术批评网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在他的文章中，我找到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实践智慧，更看到了一种世界视角。以民族发展史和国家现状之外的视野，通过具体的例证来解析中国的社会阶层和司法体制的诟病所在。对于这样深具批评和建设性的文字，我甚为喜爱。后来我以此为借鉴，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陆续创作出《执法笔记》之三、四、五，《一九九八》、《枯荣的政治》等一系列文章，算是对我所付出的代价的一个记录和剖析。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这些文章之后，恩师王勇教授的著作《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付梓出版，作为他的关门弟子，我为本书撰写了万余字的书评，从问题意识、互动场景、学术历程三个角度探讨了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此时的我，已经开始由对政法体制的关注转入对特定历史和制度条件下个人命运选择的关注，毕竟这对我来说，既是最紧迫之事，也是需要长远考虑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