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江北区法院是兄弟当年读大学时实习的法院，去年我还专门到那个法院去拜访了当年我实习时的师傅们，但大多退休了。院长很热情说：“我们现在特别自豪贺老师当年是在这实习的。”这当然是夸奖我的话。我特别希望这个法院能把这个案件办成里程碑式的案件：不是昭示中国法律倒退的里程碑，而是召示法律人真正独立的里程碑。但是，综合目前的情况，结果恐怕很不乐观。
说到唱红打黑，这个运动式的执法我一听说非常反感。什么叫打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黑，黑社会犯罪是一种犯罪，我们国家的刑诉法明确规定，一个人没有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不应做为罪犯来看待。我们的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为重庆这个事造势。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晚上冲到房间里面，面目暴露在公众面前，他就是黑社会，就是这么回事。法院最后的判决还有办法说他不是黑社会？说他无罪？我大学的老师赵长青先生，他是我们多么好的一位大学
刑法老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在网上被一些人污蔑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一个人没有被判决有罪之前要真正的让社会公众觉得他不是罪犯，否则没办法保障人权。说老实话，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哥几个，你有事我来帮你，吼两嗓子，吓唬吓唬人，这种东西轻易地搞成黑社会，是非常危险的。假如政府以非法手段进行所谓“打黑”，那必然是一种“以黑打黑”，政府践踏法治，那是比起任何百姓的犯罪更可怕的犯罪。（掌声）
贺卫方：《
刑法》306条为什么单单地规定律师伪证罪？为什么不把法官、检察官、警察、党政干部也放在里面一块规定，他们都有可能涉及到伪证。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条款，这完全是这个国家对律师这个职业歧视的标志。
我自己观察人类的社会历史经验，这是托克维尔过去也做过并反复强调的，在英国每一次社会事件中都会发现，律师总是分裂为两部分，我个人感觉这多多少少与他们有时候代理原告、有时代理被告有关系，他们立场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但英国永远给律师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人民依赖律师，政府总是尊重律师的独立性。律师的独立性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当人民遭到政府的压制寻求法律的帮助时，他们去寻找律师的帮助，律师有了独立性就可以把人民的不满引导到法庭之上，运用理性的方式对这样的社会冲突加以解决。到法庭之上去解决纠纷的机制永远是有利于和平的、有利于社会安定的。而当律师被剥夺了这种优越的社会地位，律师被剥夺了任何独立性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人民已经告状无门了，人民到哪去？到梁山上去。而且法国的经验表明，律师如果得到尊重他们可以成为对社会秩序特别有利的中间人，他们是一个桥梁，总是调解政府与人民之间矛盾；但是如果律师这个职业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遭到迫害，他们也可以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成为革命领袖，成为丹东、成为罗伯斯庇尔，成为推翻旧制度的领袖式力量。
我非常痛心地看到过去这几年中间，我们的政府对律师似乎越来越不信任。对群体性事件，为什么不可以放开让律师去代理，无论是三聚氰胺事件，无论是石首事件，律师去帮助太好了，因为律师去帮助比不知道法律是怎么回事的农民去办要好得多。放开让律师去代理，尊重他们的独立性，这个社会让老百姓有希望。这不是有利于我们党所追求的安定团结、稳定压倒一切吗？我们为什么会想方设法禁止、限制律师做这些事。重庆的一个现任司法局局长要求律师要顾全大局，说了一些非常可笑的话。我认为这些官员可以说是最不为党的事业负责任，最不为国家的稳定负责任，这简直可以说我们这个社会中间的害群之马。我自己特别担心这一点，我强烈反对《
刑法》继续保留这个306条。我也特别愿意利用各种场合，呼吁我们尊重律师这个职业，因为一个社会律师遭到凌辱涂炭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的人民以及这个政府所有的人都得不到安全的时候。
提问9：您认为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如果哪天胡锦涛真的让你谈谈民主法治你怎么说？
贺卫方：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惯常的说法是“不回答假设的问题”（笑声），虽然后面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在期待去说（笑声）。说老实话，他们请的那些人选择的题目很差，请谈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其实最应该的是叫我去谈（笑声），但首先要签署一个书面的东西“不杀”（笑声），“也不被媒体报道”。其实现在的报道越来越不像样子：古代的君主还知道基本的尊师，现在的媒体：“某某某发表重要讲话”，然后是“他指出”、“他指出什么”、“他指出什么”（笑声），最后一句话才是“本次讲座由某某教授讲什么东西。”老师的地位放在最后一句话，都不像样子。所以在可见的将来没有多少可能叫我去。而且我要讲的东西，如果他们真的了解舆情，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学者观点的话，我相信他们都知道，他们都能看得到。这些年从实质意义上也没少给他们上课。
时间的问题最不容易回答，到底还有多少年。唐德刚先生所谓的“历史三峡”，他提出来到2040年就差不多了。他说，中国上一次社会转型--从井田制向郡县制转型用了两百到三百年时间，我们今天的时代，两百年的时间也得从1840到2040年，用两百年时间过历史的三峡，那时就过了宜昌开始看到非常好的状态。但唐德刚也有限制：中间不能走火入魔，不能乱来，一会搞文化大革命，一下又耽误了好长时间。所以现在还搞不清到底会有多长时间。
你说得对，可能80后、90后他们有着更加特立独行的某种倾向，不喜欢被别人所左右。我们在家里教育孩子就常常面临一个问题，他们真的是特别独立，特别不愿意听你的、哪怕你说的是对的，但正因为你老强迫他做，他就偏不去做。这对中国未来民主制度而言是一定的基础。但民主也是合作的作业，是个teamwork，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每个人都桀骜不驯就可以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也不现实。
我今天在讲座里谈到了，其实支撑一个国家的法治大厦的，更重要的往往是法律之外的因素：社会结构的演变、政教分离--也就是说，把统治者头上的神圣光环给去掉，也包括整个民族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演变，所有这些都还距离很遥远，我觉得不敢去推断到底有多长时间。但好在民主建设、法治建设也和谈恋爱一样：过程最重要，结果一点都不重要.不，结果当然也很重要（笑声），但过程特别重要。其实，你说，美国现在就完美了吗？他的法律中缺陷也很多，他的民主政治也有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和法治还没有建设成的社会之中。在座的各位愿意利用假期来听这样一个跟我们现实没啥关系的讲座，如果说这是一个怎么应对股票市场的讲座大家来听可以理解，而我这样的演讲根本跟我们的生计没关系，可能不起反作用就不错，但你们还愿意来。其实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最大的事。我跟美国的教授说，你们做法学教授很无聊，因为大事都解决了（笑声），而我们这儿都是大事：三权分立——这太大了！民主制度、人大制度的改革，一睁开眼最大最大的事摆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感到庆幸。
提问10：中国现在教育资源和信息资源不均衡，中国是否具有推广民主和法治的土壤？中国如何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
贺卫方：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我们整个教育。李慎之先生生前一直在倡导进行公民教育。我们从中小学的课堂直到大学的课堂，最缺乏的正是公民精神的教育。什么是公民精神？美国的小孩从小就要理解什么是政府，应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司法为什么应该独立，一个小学生都要去理解它，这是多么重要的知识。但是我们用了太多的心力去学习奴役性的知识：如何做好的奴隶，如何做一个没有思想的人，甚至更广泛的教育：数学、物理、化学也经常受到这种影响，我们的教育总是告诉大家每一个问题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我们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学生熟练地掌握这个答案并且在考试时回答出来，高考制度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嘛。我们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中间也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培养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头脑，让孩子们真正能够知道我们做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是什么。这方面情况非常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