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孟子与法制之间的关系，首先可能要关注的是限制君主权力的孟子困境，孟子遇到了一个怎样对君主权力加以限制的问题。限制君主权力是任何有君主的国家、有君主的地方都会存在的问题，即便建立了共和制度。我们知道，共和政体下我们也存在着怎样限制最高领导人权力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可能是东方国家中第一个建立了共和政体的国家，过去一直存在的一种说法是：假如清朝是一个汉族人执掌权力的王朝，那么我们是否就可能顺利建立一个所谓的立宪君主制？因为清朝末年的时候，朝廷的权力架构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满汉之间的矛盾，满汉之间的冲突，互相猜忌，这种猜忌使得汉族的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激进主义大行其道，很难顺利的建立一个立宪君主政体。有人假设，如果是明朝那个时候，我们就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压力，或许就能够建立一个立宪君主制。但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合理，因为从秦朝以后，几乎看不到把君主权力真正进行法治或体制意义上作出严格限制的可能。我们要么听任君主肆无忌惮的行使他们的权力，要么就揭竿而起，推翻现存王朝。
我们似乎没有一种办法建立有效的制度，让君主继续存在，同时他的权力又被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受到严格的限制。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说在君主制度时代存在，在我们今天也存在，只不过皇帝的名称变成了大总统，变成了后来的国家主席、总书记。总而言之，我们似乎就找不到一个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反复强调全党要监督中央，尤其要监督我本人。我一直想监督，但就是找不到地方去监督（笑声），你说我们怎么去监督？监督最高领导人，他最有权力，看都看不着他。你写文章批评，那就删掉。这不好办，这怎么去监督？
我读《孟子》的时候发现，孟子也遇到了这样比较麻烦的事儿。孟子和齐宣王谈限制君主权力谈的非常多，当说起君主与臣民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孟子的时代或者孟子个人的思想已经对孔子的思想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按照肖公权先生做的一个归纳，他认为主要体现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养民，孟子强调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一定是君主与臣民之间和谐美好共处，一定要让人民富足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人民面临饥饿、困苦；第二个方面非常重大的差异是，孟子非常强调所谓的“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一种思想是孟子比孔子思想更走了一大步的地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第三个方面，孔子在论述君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孔子往往只假定好的方面，只是正面去阐述，没有讲反面如果出现了所谓君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冲突、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时候应当怎么做？而孟子就非常清楚地把君臣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个所谓相互对等的关系。易中天先生就专门提出，对等与平等不一样，君主与臣子之间不能平等，但是有相互对等的权力义务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一种说法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具有革命的思想。
我读《孟子》，觉得所有跟孟子有交往的君王中，齐宣王最为生动。他特别坦率，特别真诚，他跟孟子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好货――我喜欢财富，我喜欢美女。”齐宣王与孟子之间有很多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孟子问，如果一个朋友要到新疆去支教，临走前把太太和儿子交代给另外一个朋友，结果这位朋友从新疆支教回来，发现他老婆饿得面黄肌瘦，孩子在沿街乞讨，他的朋友根本没有好好关照人家，没有对得起朋友，你说这样的朋友怎么办？齐宣王说，断交，不跟他再交往了。然后孟子说，好，那如果一个地方官，他把一个地方治理的混乱不堪，调动人也调动不动，怎么办？齐宣王说，免职。孟子接着说，如果一个人把整个国家搞得混乱不堪，老百姓都饿死好几千万，你说这个人怎么办？齐宣王左边看看，右边看看，避而不答，最后说最近宋祖英唱什么新歌了没有？（笑声，鼓掌），这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注：见《孟子·梁惠王下》）。读《孟子》会发现齐宣王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人。
有一次，齐宣王请教孟老师说：“历史上所谓的‘汤放桀，武王伐纣’是否有这么一回事？”孟子说：“这是史书的记载，这事好像是有。”齐宣王又问：“做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这叫弑君，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吗？”孟子这时候旗帜鲜明地回答：“如果是残酷统治、祸害百姓的，这样的人应该称为是‘贼’，如果是置道义于不顾，那就是人性的残缺了。缺失人性的残贼之人就可以说是个‘一夫’。我只听说汤武诛杀了独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注：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这是孟子非常清楚的表达。
我们知道，先秦诸子相互之间的对话，与柏拉图的对话体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对话体时代，最好的两个对话体作家，一个是孟子，一个是柏拉图。但是柏拉图和孟子对话，我个人觉得有很大的差别。柏拉图的对话，就是几个人，一对就对出一本书来，而且是一次对话。你比如看《理想国》，从一开头格劳孔，苏格拉底，后来的色拉叙马霍斯，几个人在一块聊啊聊啊，聊出四十万字书来。我想这肯定不是这几个人在那聊，旁边有个人在那里记，这肯定是柏拉图一个人在家里写这个对话，但是写得又那么漂亮。最糟糕的对话是答记者问。比方说，假如我是个记者，问李老师：“你认为作为一个好的书店经营者，应当具备哪些品质？”李老师流利地给我说了三条。我再问：“那你在过去的经营中遇到哪些困难？”李老师又回复……我就变成了一个问话机器。好的对话体一定是三、四个人棋逢对手，互相较劲，大家各有各的道理，以至于谁也说服不了谁。柏拉图对话就是这种长篇大论的对话：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怎样建构一个理想的国家？这样的一种对话，是需要逻辑上进行层层剥笋。你的思想不能有片刻的停顿，要步步紧逼地扣住它，才能读得懂柏拉图的《理想国》。但是我们先秦时代的对话，无论《论语》，还是《孟子》，或其他的一些对话，基本上是一问一答，再一问一答，没了。然后就场景置换了，变成另外一个地方了，然后再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又没了。这样一种片段式的智慧，我认为与古希腊尤其是柏拉图的对话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孟子关于君臣之间的关系的对话，在全书之中经常能展现一些，但没有沿着一个逻辑一步一步挖掘深入，有些话题就留给后世，比方说留给了汉朝。到了汉景帝的时候，汉景帝多多少少也有一点齐宣王的遗风，也喜欢找几个学者来聊天，这天就找了两个学者，一个叫辕固生，一个叫黄生。辕固生好像也是齐国人，据说是研究《诗经》的知名专家，然后就被请到皇宫里聊一聊。汉景帝聊着聊着不知为何又转到了“汤武革命”这个话题上，黄生非常明确地反对孟子学说。黄生说：“汤武诛杀他们的君主就是弑君，哪是什么‘汤武受命’？”辕固生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并且恪守孟子的立场，反驳说：“这么说不对，桀纣暴虐昏乱，天下民心都叛离了桀纣而归顺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
过去人的辩论喜欢用比喻，此时黄生拿鞋子和帽子做比喻。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君主有缺点，你可以提出批评意见，按正常途径反映问题，你可以不断地要求君主改正自己的过错，但是你不能犯上作乱。你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
辕固生不服输，居然用归谬法，拿本朝开国皇帝来堵对方的口，反驳说：“照你这么说，咱们汉朝的开国之君高皇帝（刘邦），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是弑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