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首先向贺老师及在座的朋友祝贺新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这次是贺老师第三次到三味书屋赐讲。贺老师是我与老伴心目中最尊敬的良师益友，是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是最具有职业精神的法学专家，也是最具有人格魅力的翩翩学者，在新年的第一讲，能昤听贺老师的演讲，无疑将对新的一年产生新的希望。下面有请贺老师开讲。

　　贺卫方：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朋友，正如刚才李老师说的，这次来三味书屋是我“三进宫”了。非常荣幸能在2010年的第二天，被邀请在我们的书屋开展系列论坛的第一场交流。

　　“读孟子，想法治”，想讨论的是孟子与法治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希望观察一下，在孟子那里，存在着哪些跟法治建设相关的思想，当然，更延伸一些，也包括儒家学说与今天的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些年来一直引发我们强烈关注的问题。我说的“这些年来”，可能要延续到10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始终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就是如何处理我们的传统与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到了九十年前的“五四”的时候，真正掀起了一场所谓的“思想的革命”。“打倒孔家店”成为非常鼓舞人心的口号，像当年北京大学特别引进来自成都的吳虞先生，就是因为他是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当然他在北京这地方身体力行地去违反礼教的学说，也引起了非常大的麻烦。有人说反传统就是五四以来的新传统。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学说仍然是坚持西方的理论救中国，无论是社会主义救中国，还是由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所追求的法治建设中以西方的基本法律精神、宪政原理、对自由的无微不至的保障来奠定我们未来的社会治理基础。这是我一直追求的一个方面。

　　英国人有句话“历史就是另外的国度”。过去的历史常常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另外一个国度，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判断格外的准确，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另外的国度了。我常常与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朋友说，你们的研究基本上具有考古的价值。那就是说，研究无非是让学生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么过来的，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失败的，这个失败的历史如何证明了我们走向西化这条道路的正确。我个人的专业领域是西方法律史，我觉得我们当代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刑法、民法，比方说物权法涉及到三味书屋的这幢房子该不该拆？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涉及到物权法，而物权法的根基建立在从古罗马开始的西方法律传统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像中国人在中国的课堂上听中国的老师用中文讲授法律，但实际上按照《围城》里的说法――不是留学、胜似留学，我们在中国的课堂上，实际上学的是外国、西方的东西。这样一种判断会是引起了许许多多的争议，但这种争议当然不包括新儒家，因为新儒家思想在心性儒学方面还可以用古典的东西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在制度方面，如在宪政、民主、法制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要用西方的东西。所谓的“儒家的第三波浪潮”，就是要把古典儒家的心性儒学和西方的宪政学说进行一个结合，这是新儒家的一个基本判断。不少人知道，蒋庆先生这几年来不遗余力的鼓吹我们应该回归到真正的儒家思想，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政治儒学》，这本书的完整版是在台湾出版，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是删节本，因为有些东西过于露骨，以至于三联书店不敢全部印出来。他基本的判断是中国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当然走向西方的宪政民主自由也错误，我们最正确的道路不是说把古典的儒学的精华跟西方的民主法制宪政理论进行结合，而是说我们压根就不应该接受西方的宪政理论。咱家自有宝贝在，不可以“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我们不该去向西方去乞讨，我们汉家自有其伟大的政治传统。他在书里就想去开掘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传统。他给我布置了任务说，司法改革也不能学习西方，孔子本身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孔子也是一个伟大的法学家。什么时候在中国的最高法院的门口立上孔子的塑像，那你这司法改革就成功了。这些当然会引发我们的思考，到底中国的出路在哪？

　　各位朋友都知道，我是去年三月份到新疆，去石头河子大学支教两年的时间。我在网上看到许多朋友对我表达了非常多的关心。我有一个贴子题目叫《在石河子安顿下来》，后面的跟帖达到了好几千个，来自祖国各地的。我是比较愿意到全国各地高校到处去讲，所以几乎各主要高校都有人在帖子下边署名表达关注。其实我到新疆对北大来说是两全之策，既对某些机构有个交代，同时也可以说对我有保护作用。在2009年这一个敏感的麻烦年，能够远离政治中心，到新疆偏安一隅，可能北大也觉得这是个好事，我个人也觉得不完全是坏事。在去年年初这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未来一年或者两年能够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与其过多的在这煎熬，还不如到新疆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去好好读点书。所以我在那写了一首很烂很烂的打油诗。其中有一句话叫“庄子孟子石河子”（笑声），所以就开始在那里读一点中国的古典。

　　在我小的时候，我接受的中国式教育基本是反传统，至少在形式上是杜绝对传统文献的学习的。毛泽东的著作取代了所有的其他阅读，没有机会认真地读中国的古典。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才稍微让我们恶补了一点点孔子的学说。我记得那时我还到处跟大家讲孔老二搞复辟的故事。但是对孟子，坦率地说，早就买了孟子的书，基本上就放在书架上睡大觉。所谓经典著作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没读的书。这次到新疆去我就把那本《孟子》带去了，就开始认真地阅读。

　　大家知道，在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中，孟子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比如说，他辩才无碍，长于辩论。我记得读唐德刚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的时候，他就专门点到孟子辩论术的特别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他跟空想社会主义者陈相先生辩论的场景，辩论到对方哑口无言，他还气哼哼的说：“我岂好辩哉，我不得已矣！”

　　我在读《孟子》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对西方的法律制度稍有一点点的涉猎，对法律思想有点关注，尤其是对今天的法治建设，觉得我们是不是该从孟子那里了解一点智慧。尤其是我刚才提到蒋庆先生非常信誓旦旦地说，中国古典儒家思想中间自有伟大的政治传统在。那么这个政治传统到底是怎样的？在法治建设方面到底提出了哪些问题？会面临怎样一种困难？

　　刚到新疆不久，我曾经应译者的邀请，给一个英国人罗伯逊写的书作过序，这本书叫《弑君者》，它讲的是整整360年前的1649年的1月份，在英国发生的审判查理一世的事件。你会发现，英国审判查理一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对于合法在位君主的审判。他们寻找了怎样的一种法律的依据？他们法庭的建立有怎样的合法性基础？他们在起诉的过程中间又怎样去论证一个君主存在的相关的指责的罪行？比方说，他是不是叛国者？在当时君主制度下，所谓叛国者其实指的是背叛国王的人，但是国王能够背叛国王吗？这里边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悖论。《弑君者》这本书全面向我们的展示了当时那位起诉国王的检察官被任命为副检察长的JohnCook，他是如何一步步地把国王推到了审判台，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查理一世当时上断头台的场景，那天的天气也跟今天的北京差不多，飘着小雪，天气很冷，国王马上要上断头台了，牧师来给他做最后的宗教式仪式，做完了以后，国王说，今天看起来天气很冷，我必须多穿件衣服。底下的人心里在想，马上都要死了还多穿衣服干吗？国王继续说，天冷，我可能冻的发抖，如果我站在断头台上我在发抖的话，我的臣民会以为我因为害怕而发抖，他们会误会我，所以我不要在我的臣民面前显示出我恐惧死亡。于是他多穿了衣服上了断头台。最后侩子手要砍他的脑袋之前，他还说，我的头发是不是会碍事，所以请给我一个头巾，我把我的头发扎一下。最后他走上断头台。台下一片叹息的声音，这是历史留下的记载。其实每个国家可能都有暴君，都会遇到这样如何去限制君主权力的困境，孟子的时代他是怎样去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妨进行一个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