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的人质对绑架者的依赖性，主要产生于对暴力的恐惧；中国的臣民对专制统治的依赖性，主要来自于对“圣人”（英雄、权威）的崇拜和敬畏。卡莱尔说：“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分散、保守、脆弱的小农经济使中国人的眼界狭小、精神委顿，同时产生出一种对血族共同体（家族、氏族、民族）强烈的认同感和依归感。由于弱小而敬畏强大，由于分散而期盼集中。由对共同体的认同，转化为对作为共同体标志符号的英雄（尧舜禹等）的仰慕。这就是弥漫在中国百姓中的“对英雄和圣人崇拜情结”的社会根源。中国人由“孝”而“忠”的狭隘民族主义，祈盼“明君、清官、大救星”、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臣民意识和“感谢政府、感谢党”的卑微心态，以及卖身投靠、依附强权的奴才劣根都与这种“圣人情结”有关。

　　暴力集团凭借武力取得政权实际上是一种抢劫行为，为了洗白这种抢劫行为，暴力集团就需要对其加以神圣化。君主及其幕僚文人利用民众的“圣人情结”，不仅从理论上拼凑出“圣者法天”（董仲舒），“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于无事不通谓之圣”（孔安国），“内圣外王”（孟子），“王者即是圣者”（称皇帝为“圣上”，称皇帝的命令为“圣旨”），“圣人作而万物覩”（《易经》），“圣人南面而治天下”（《礼记》）等一套歪理邪说；而且还编造出种种神异超凡、离奇怪诞的关于帝王出生和经历的胡说八道（例如本是市井无赖的刘邦，竟然传说他是龙种，头顶有祥云环绕以及曾在芒砀山斩杀白蟒等等）。

　　这些荒诞不经的胡编乱造，不过是想让人们相信，帝王君主都具有超凡的品德和能力，是“天纵英明”的“天子”，他们执掌国家权力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立天子以为天下”（《慎子》）。因此，帝王统治百姓，君临天下，享有“予一人”的至尊地位和至上权力就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封建专制权力的逻辑是，“王者”出于“圣者”，君主的至上权力是由他超凡入圣的品德、智慧和能力所赋予的。

　　其实，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识；没有“神圣”，只有常人。一些较为优秀和杰出的人，也并非是什么超凡的“神圣”，只是常人、凡人中的佼佼者而已。

　　马克思说：“人所具有的我皆具有”。无论出身于什么阶级和阶层的人，也无论多么优秀杰出的人，他们在人性的尺度面前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同样具有常人的人性禀赋，同样有理性不足和德性有限的局限性，也毫无例外地服从于人性趋恶向善的规律性。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而这个权力又是不受制约的，由权力之恶导致的人性之恶，也同样会使他们腐败堕落。在封建帝王中，即使像李世民这样能够接受魏征诤谏，并能“以人为鉴、以史为鉴”的开国皇帝和杰出人物，由于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最后还是难免走向了奢华和堕落。更何况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