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活动中贯彻国家所倡导的健康的思想与理念，是完全必要的。不过，任何思想理念都不能变成教条对受教育者进行片面的灌输，这是有违教育自由的本性的。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教育被视为一项积极的国家职能，甚至被认为是政府的一项内部事务，国家除了应为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提供各种设施之外，政府还应有权对教材选编、课程设置、课时安排、统一考试及学位授予等一系列环节进行干预和控制。由于国家负有
宪法所赋予的特定的教育目的和权力，国家就必须通过控制教学内容和直接支配学校教育，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介入教育的内部事务的具体运作如此之深，加上我国的民办教育的不发达，以至于中国的绝大部分教育机构都成为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
然而，受教育权毕竟属于人的内在创造性思维活动，教育与一般的行政活动是不同的。因此，国家行政权力在干涉受教育权时应遵循必要的界限。如果将整个教育活动区分为外部事务和内部事务，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主要指向的是外部事务，也就是国家所应积极干预的事务，整备教育的外部条件，为了提高整个国家教育水平可以制定纲领性的教育指导大纲，但不得规定教育的具体内容；而作为自由权的受教育权主要指向的是内部事务，涉及到教育的具体内容的设计，教育方法的选择，教科书内容的选择等等，都应属于教育的内部事务，应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而免于国家的干预或强制。[15]
【作者简介】
张步峰，1979年生，男，湖南省衡阳县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00081），法学博士。
【注释】 有的学者将近代
宪法时期的基本权利概括为“第一代人权”，包括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这三大自由，将现代
宪法时期所新产生的基本权利概括为“第二代人权”，主要是社会权利。参见许崇德主编：《
宪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52—153页。
卡尔·施米特著，刘锋译：《宪法学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7页。
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New York，1969，p.129。
张瑞璠、王承绪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页。
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编著：《外国教育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转引自劳凯声、郑新蓉等著：《规矩方圆——教育管理与法律》，中国铁道出版社，第305页。
“教育自由”实际上就是“受教育自由”或者“学习自由”，这几个词所指的内涵基本一致，都指的是自由教育，实际上是同一个事务从两个不同主体的角度来陈述；区别在于主体不同，“教育自由”是从教育者（教师或父母）的角度来谈的，“受教育自由”和“学习自由”是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谈的。本文主要讨论是自由教育的问题，因此对这几个词不做细致区分。
上述数据转引自劳凯声、郑新蓉等著：《规矩方圆—教育管理与法律》，中国铁道出版社，第305页。
参见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周宗宪译：《
宪法——基本人权篇》（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50页。
参见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1—250页。
参见胡锦光、任端平：《受教育权的宪法学思考》，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2年第一辑。
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77页。
参见李道刚：《论德国家庭教育权》，载“中国民商事法律网”，网址：
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21499，2007年1月17日访问。
相关理论与判例请参见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周宗宪译：《
宪法——基本人权篇》（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53—259页；藤仓皓一郎、木下毅、高桥一修、樋口范雄主编，段匡、杨永庄译：《英美判例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82—86页。
参见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周宗宪译：《
宪法——基本人权篇》（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54、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