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人民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反杜林论》第194页上，作者恩格斯写道：

　　引起杜林先生这样“强烈愤怒”的那段话，在马克思的书上是非常短的。马克思探讨了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并且作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决定的。他接着又说，人的劳动“是每个没有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消耗……。”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两次引用马克思的话，先是实质引用，没有引号，后是原文引用，有引号，但是都没有注明出处和页码（中译者加了一个注，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中），谁能因为没有注而指责恩格斯抄袭或者剽窃？

　　那么，构成引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算侵权。这一规定告诉我们，“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就是引用，否则就不是引用。引用时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出处和页码呢？《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没有规定，仅仅要求“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笔者以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同陈澧“引书法”中所说的“必加案字或据此云云”是一个意思，是衡量是不是引用的关键。《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同陈澧“引书法”中所说的“当举其书名；亦有当举其人之姓氏者”的要求是一致的，属于引用的规范，但不是衡量引用的关键。

　　注释是引用产生的结果，不是引用的构成要件。注释有三个功能，一是方便编者审稿，二是方便读者进一步研究，三是方便引文统计机构做引文统计工作。所以，注也是必须的。但是，必须的不一定是根本的。人的腿脚是必须的，但不是根本的，缺少腿脚的人是残疾人，但仍然是人。所以，没有注的引用是缺陷，但不是抄袭。构成抄袭的根本是“不用”：录而不用，引而不用，注而不用。叶继元先生将注明出处和页码当作是否抄袭的关键，而根本不强调“必加案字或据此云云”，这是以末代本，混淆视听。

　　用是否注明出处、页码作为衡量是否抄袭的根本标准，实际上有利于各种各样的狡猾的抄袭。读了叶先生的书，抄袭者就明白了，只要注明出处和页码，抄袭就是写作。出处和页码，就是掩盖抄袭的遮羞布。

　　（三）掩盖抄袭的艺术标准——明确的总量和模糊的分量。

　　叶先生说：“即使注明出处、页码，但引用过多，占整个作品的三分之二以上，则仍为抄袭。”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就是叶先生认定抄袭的一个总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