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原书中的“必加案字”被吕友仁先生改为‘必加“按”字’。这一改动是错误的，是将引用与翻译混淆的表现。而且即使是翻译，“必加案字”也只能翻译成“必须加以解释和说明”，而不能翻译为‘必加“按”字’，单独一个“按”字有什么用呢？类似的错误还有，将“熟习”改为“熟悉”等。

　　第三，“引书法”要求“须斟酌文义，使自记之语与所引之说，不相混淆。”这一条非常重要，吕友仁先生却没有推荐。这种不推荐也是不妥当的。

　　第四，《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一文刊载于张舜徽先生编辑的《文献学论著辑要》一书之中，吕友仁先生的注释中将《文献学论著辑要》误写为《文献学辑要》。类似的错误还有，将“413-414页”注为“413页”等。

　　叶继元先生如果真的认为《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一文是好文章，如果理解并且践行其中的“引书必见本书而引之。若未见本书而从他书转引者，恐有错误，且贻诮于稗贩者矣”这几句话，他就会查找《文献学论著辑要》一书，认真阅读其中的《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一文的原文，就不会从吕友仁先生的文章中转引，就不会连吕友仁先生的若干小错误一起转引。

　　对于《文献学论著辑要》一书，叶继元先生作为南京大学信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完全可以“见本书而引之”的。江苏省委党校图书馆是一个小馆，尚有收藏，作为重点名牌大学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岂能没有收藏？叶先生懒得查对原书，而从网上转引，于是就闹出了“引书法”中所说的“贻诮于稗贩者矣”的笑话。作为学者，贻笑大方不要紧，“贻笑稗贩”就太不应该了。

　　（三）自记之语与所引之说相混淆。

　　“引书法”要求“须斟酌文义，使自记之语与所引之说，不相混淆。”这一条虽然因为吕友仁先生没有推荐，叶继元先生没有读到。但是，这一条的精神及其现代表述，叶继元先生是知道的。就在同一本书的169页上，叶继元先生反复告诫读者：抄录他人论著要“注明出处和页码”，这说明叶继元先生懂得“使自记之语与所引之说不相混淆”的道理。然而，在173-174页上，叶继元先生录引了两段吕友仁先生的推荐词，将自己的一两句无关要紧的话与吕友仁先生的推荐词混在一起，这就违背了“使自记之语与所引之说不相混淆”的引书规范。

　　（四）凑字数。

　　“引书法”要求，“引书之后，继以自己之语，必加案字或据此云云。”

　　所谓“必加案字”，实际上就是《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介绍、评论某一作品”，叶继元先生在引录了五条“引书法”之后，不是“继以自己之语”，而是继以他人之语；抄录了吕友仁先生的“案字”。仅仅在吕友仁先生的“案字”后面跟了一句“当然，这个引文要求与现代学术规范的引文要求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样一句无关痛痒的话，根本算不上“案字”，这既违背“引书法”，又违反《著作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