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变迁与用益物权的发展轨迹及功能实现

　　（一）用益物权的发展轨迹

　　法律制度总是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用益物权制度也不例外。用益物权的发展轨迹，体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用益物权种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新陈代谢。在罗马法中只有役权、地上权、永佃权等用益物权，而在现代物权法中，还在许多特别法中规定了诸如采矿权、水权等用益物权。与此相反，原来在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处于法律规制核心地位的物权，也随着其价值的消失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5]（2）用益物权客体逐渐丰富和拓展。传统用益物权客体以土地为主，但随着空间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人们对土地的利用也从地表向地下和空中发展，出现了土地利用立体化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区分地上权”或“空间地上权”。[6]（3）用益物权在物权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物尽其用，物权重心从“所有”到“利用”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可以说，“用益物权具有调剂土地所有和利用的机能”。[7]

　　（二）用益物权的社会功能

　　应当说，用益物权的上述发展轨迹是由其社会功能决定的，这种发展趋势反过来又促进了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总体来说，用益物权的社会功能是充分发挥财产的使用、收益权能，实现财富的有效利用，使社会财富在动态利用中增值，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8]（1）解决人们对物质资料占有与需求的矛盾，对所有人与非所有人对物的支配权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所有人与非所有人的利益得以共同实现。（2）实现物的多种利用方式，充分发挥人的利用财产的效率，调动人在动态利用财产中创造价值的积极性。（3）确认和保护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利益分配关系和财产支配关系。

　　三、用益物权的内容和体系

　　（一）外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的用益物权

　　自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来，近现代欧洲国家民法、拉丁美洲国家民法、亚洲国家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等，均规定了相应的用益物权制度。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活观念与习惯的差异，它们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用益物权体系。[9]其实，早在罗马法中就有用益物权的规定，罗马法中的用益物权包括役权（包括人役权和地役权）、用佃权和地上权三种。这种体系对大陆法系各国的用益物权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民法典》完全采纳了罗马法的役权概念，并在其第二卷规定了用益权、使用权及居住权（第三编），役权和地役权（第四编）；[10]德国法上的用益物权可以概括分为地上权、役权和土地负担；日本民法上的用益物权制度也借鉴了罗马法和德国法的经验，在《日本民法典》中用益物权有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及入会权四种；[11]从《大清民律草案》到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民法典》都规定了用益物权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地上权、典权、永佃权和地役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