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出版的第271期《财经》杂志上，经济学家沈联涛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皈依宗教》的文章。所探讨的乃是近年来经济学所发生的变化——从一门科学的学科变成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最大拥趸。在文章的最后，沈联涛梦想了一个剧本：火星人在2200年造访地球的时候，发现人类已经自我毁灭，在重重的废墟下面，他们发现了人类最后的财富凭证。火星人最后总结道：“在地球最后的日子里，人们之间兴起了以金钱为崇拜对象的宗教，教堂被称为银行，而牧师就是经济学家”。

　　无独有偶，细细想来的话，其实这个剧本同样适用于法律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因为金钱拜物教而自我毁灭的话，法律人必须在另一个世界的重建中担起自己的责任，美利坚国似乎就是这样诞生的。作为法律人，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法学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皈依宗教的学问之一。不仅因为法律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由于那庄严的法庭如同教堂，规范的律条犹如圣经，而我们所崇拜的则是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这些，都是法学院所教给我们的，它驱使我们终生去探究法律这种正义的表达方式，并捍卫它的尊严。但是在今天，这些话语听起来已经太过苍老了。我们，该如何去捍卫？

　　其实，在面对集权国家的时候，经济学家与法律人往往会遇到同样的困境。经济学家在构建自由市场过程中所遇到的制度性障碍，也是法律人想方设法试图去排除的。他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在于：如何在自己设计的理想图景与世俗的权力架构之间取舍？最终达到全民笃信自由市场和法治的目标。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发生在此岸世界里的宗教斗争，经济学家和法律人的所有努力，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传教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未及的灾难，正是命运为这群传教士和他们的理论所设下的障碍。面对来自于国家、历史和民族的拷问，这群学人如何应答以取得多数民众的共同信任，成为了经济和法律理论发展的必要经历。

　　面对拷问，我们不仅要有足够丰富的知识和智慧，更要有足够的勇气去回答，而后者被经验事实证明是更为重要的。这也可以部分解释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倒退的原因之所在。同一期的《财经》杂志还登载了有关“打黑”的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律师处境艰难的话题，其中的苦涩一言难尽。这已经与信仰相距遥远，而到达了尊严和荣誉的边缘，是不得不说的话，即便说了也白说，但还是要说。三十年前，我们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里面没有法律的字眼，也没有市场的字眼，是因为那时我们确实不懂。可三十年之后，也只加了“和谐”二字，看来执政党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还真没长多少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