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引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其中包括苏联的铁路运输检察机关体系。六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铁路运输检察机关体系基本上保障了铁路运输领域的法治，其工作是有成效的。我们应当在目前进行的铁路运输检察机关体系的改革中，在认真总结我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俄罗斯联邦的经验，不搞“革命式”的或“一刀两断”式的改革，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运输检察机关体系。我们不应当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检察制度为标准，或不能以与西方发达国家检察制度“接轨”为由，草率地取消包括运输检察机关在内的专门检察机关。

　　（二）运输检察机关体系的改革，应当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俄罗斯联邦（苏联）“大运输检察机关”体系的确立进程，经历了单一种类的运输检察机关（1934年以前）、多种运输检察机关同时并存（1953年6月以前）和“大运输检察机关”（1953年6月至今）等三个发展阶段。俄罗斯联邦（苏联）“大运输检察机关”体系的确立进程表明，运输检察机关体系不是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运输检察机关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应当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与运输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的铁路运输检察机关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下，火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经过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交通运输领域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高速公路运输遍布全国，高速铁路运输已经出现。高水平的內水水上运输和航空运输、海洋运输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它们均己走进了普通百姓家。我们的运输检察机关不应当60年停滞不前，而应当“跟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包括运输业发展水平）的“前进步伐”。笔者建议借鉴俄罗斯联邦运输检察机关体系改革的经验，及时地把单一种类的铁路运输检察院改组为“大运输检察院”，以适时地加强对铁路运输、高速公路运输、內水水上运输、海洋运输、航空运输和海关机关的检察监督。

　　（三）运输检察机关体系的改革，应当尽量少走“弯路”

　　在俄罗斯联邦（（苏联））“大运输检察机关”体系的发展进程中，曾有过撤销运输检察机关体系，将运输检察院划归相应区域性检察院领导的“三次大调整”。前两次发生在苏联时期。第一次是在1960年撤销整个运输检察机关体系、1977年仅恢复运输检察院（区级检察院）的背景下，苏联总检察长签发命令，将运输检察院（区级检察院）划归相应加盟共和国检察院直接领导[16]。第二次是在1960年撤销整个运输检察机关体系、1980年恢复跨地区运输检察院（州级检察院）的背景下，苏联总检察长签发命令，规定运输检察院（区级检察院）隶属于相应跨地区运输检察院（州级检察院），并将跨地区运输检察院划归相应加盟共和国检察院领导。第三次发生在当代的俄罗斯联邦。在2000年5月普京总统上任，马上开展“围剿”与联邦宪法、联邦法律相抵触的联邦主体法律文件的大氛围下[17]，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签发命令，再次撤销跨地区运输检察院（州级检察院）。但是，交通运输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特别重要性，保障交通运输领域法治的客观必要性，迫使俄罗斯联邦在2006—2007年间再次恢复跨地区运输检察院，重新建立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组成中独立的运输检察机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