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一年，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诸多成绩，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少，政府信息公开在很多地方和部门还存在着障碍，这源于各种因素，包括《条例》本身的局限性。

　　首先，《条例》的位阶太低，它不是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其调整范围有限。像党的机构的信息，如省委、市委、县委的信息，就不属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很多重大决策源于省委、市委、县委。党的机构的信息不公开，公民的知情权就难以完全实现。此外，法院、检察院、其他公权力机构的信息，《条例》也规范不了。

　　其次，《条例》上面还有很多相关的上位法，如保密法，档案法等，这些上位法大多是上世纪制定的，没有完全贯彻和体现信息公开的原则。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按照“上位法优先”的原则，应该按法律办，《条例》的规定就难于实现。

　　再次，《条例》的某些规范过于原则、过于宽泛，如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关于“国家秘密”形式上容易界定，只要文件定了密级（秘密、机密、绝密）即可归入，但某些政府机关如果不想公开相应信息，完全可以滥定密级，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信息。为此，必须确定实质性的界分标准。再比如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里有个解释，但该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否则，许多企业，特别是违法企业，会将很多应向消费者公开的信息归入“商业秘密”，以规避公开。至于“个人隐私”，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或《隐私权法》，在实践中更难于明确界定。再比如，《条例》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什么叫作“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种模糊的条款，很容易成为信息不公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