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优先保护受害人”的政策密不可分的是所谓的“侵权行为法的危险分担法趋势”的理念。在王泽鉴先生看来，侵权行为法的损害转移功能正在让位于损害分散功能，所谓损害分散，就是指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的企业分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机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由多数人分担。责任保险制度虽促进了严格责任的产生，[7]但能否说责任保险决定了严格责任的产生，从而得出“侵权行为法的危险分担法趋势”的结论？不可！且不谈此种所谓的趋势对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是否适用，即便是通说所谓的基于危险分担机能而产生的危险责任，依王泽鉴先生的论述，也只有在“内部化”后才能分散损害，而内部化的依据何在？还是可归责性的问题！虽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损害在事后能否加以分担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从逻辑上看，决定从事危险作业的企业承担严格责任的依据仍是其具有可归责性，因而损害移转功能在严格责任场合也并没有被损害分散功能替代。至于第二步的所谓的转嫁功能，笔者未作深究，但此种转嫁是必然与危险责任相连还是仅与企业作为责任主体相连，以及转嫁是否真的存在，笔者仍持怀疑态度，鉴于本文主旨，不予详述。总之，危险分担较之于损害移转是第二位的、补充性的，因而所谓的“侵权行为法的危险分担法趋势”是不存在的。在抛掷物责任场合，首先仍要从可归责性的角度寻求可归责的责任人，而不能径行去寻找危险分担人。有人或许会以共同危险行为为例加以反驳，但在此场合，已如前述，共同危险行为人是存在可归责性的，其责任的承担是可归责性与责任分担共同作用的结果，决非仅是危险分担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法律上的价值只有内化为某种逻辑后，才具有正当性。与此相对，也只有从逻辑体系的角度着眼，才能得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切忌想当然的进行判断。

　　四：关于公平责任的思考：代结语

　　虽然无法为抛掷物责任寻求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但同情弱者的朴素的法律良知与情感，自觉或不知觉地在驱使着我们的民众以及部分法官、学者，使其基于公平的理念作出了由相关可疑业主承担责任的判断，此时，其理论依据是所谓的公平责任。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在侵权责任中，是否存在外在于可归责性的一个独立的公平责任？毫无疑问，法律应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不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甚至不能说是真正的法律。但如前所述，良好的立法，必定是价值与逻辑的结合，价值借逻辑获得体现，也就是说，公平正义的理念借助于具体条文而得以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导致责任移转的只有可归责性，责任人具有过错或控制危险或从危险中获利具有可归责性大体应无疑问，但在所谓的公平责任场合，“责任人”并无任何可归责性，因而令其承担责任仅仅是出于一种外在于责任移转逻辑的公平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责任并不是与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相并列的责任，而是基于公平的理念或原则而产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