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其发展过程看形成中之罗马法的开放性及其灵活性

　　（一）、罗马法的发展过程及其法律发展状况的简要评析

　　关于罗马法的分期，中外学者认识不一。本文在论述时所采的是四分法，即将罗马法的演化过程分为王政时期（公元前753年——前510年）、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10年——前27年）、帝政前期（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和帝政后期（公元284年——565年）四个阶段，[v]并循此脉络对罗马法演化过程中的概况作简要梳理，继而在这种大背景下重点考察罗马法在形成过程中的基本特征。

　　在第一个阶段，即王政时期，法律渊源较为单一，主要为习惯法。罗马法还处于“幼年时代”（德国罗马史学家G？胡果语）。私法不发达，尚不具有成文化的法典形式。此一时期，对法律的解释为僧侣所垄断。

　　殆至共和国时代，罗马法发展甚为活跃，法律渊源亦趋于多元。一方面出现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表法》，该法主要吸收了古罗马早期的习惯法，是一部采诸法合体体例的成文法律，其中含有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相邻关系）、私犯等大量民事实体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各种大会的立法及长官谕令则成为法律的主要渊源。在这些大会中，贵族大会很少立法，只办理少数遗嘱、收养事务；地区大会仅通过十分次要的法律；军伍大会和平民会议在共和国时期的立法中扮演的角色较为重要，但其侧重点不同，前者通过的法律（lex）是政治性的，属于公法方面的居多，而后者则主要颁布私法意义上的、适用于全民范围的法律，一些重要的民事立法诸如取消平民与贵族通婚限制的《卡奴利亚法》、私犯法、限制赠与的《辛西亚法》、《法尔西地亚法》等都是平民会议制定的。在长官谕令中，执政官的谕令多属于政治性的，只有大法官的谕令构成罗马私法的重要渊源。正是通过这些谕令，“罗马的大法官，在共和国时期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纠正市民法的缺陷，补充其不足，这对促进罗马法的发展，使之后来成为世界性的法律，起了直接的决定作用。”[vi]与此同时，这一阶段，法学家的解答，也成为罗马法间接的法律渊源，与裁判官的谕令一道共同推动着罗马法的蓬勃发展。

　　帝政时代前期，伴随着罗马经济的繁荣和疆域的扩大，罗马法进入“法学昌明时期”。就其法律渊源来看，除了极少数的习惯法及地区大会、元老院的决议外，皇帝的敕令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其具体形式又可分为敕谕（即皇帝对全国居民发布的通令）、敕裁（皇帝对他所受理的案件的裁决）、敕答（即皇帝对人民和官吏提出的法律问题的答复）和敕训（皇帝对下属个别官吏的训令）。与此同时，长官谕令仍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皇帝权力的日益扩大，高级官吏就不敢像共和国时期那样随便变通法律了，因此大法官的谕令未有太大发展。及至哈德良皇帝时，法学家优利安努斯受命把历代大法官、市政官等的谕令整理、编纂起来，并经元老院批准通过，供法官一体遵行。从此，谕令便固定起来，所有法官必须循此办案，不得更改和创新。未经皇帝同意，不许增删和变通。至此，裁判官通过告示创制法律的历史使命即告终止。[vii]此外，此一时期，法学家众多，且形成不同学派展开友好而又激烈地争鸣，大大推动了罗马法和罗马法学的发展。在这些法学家中，较为出类拔萃的是“五大法学家”，即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莫德斯体努斯。法学家的解答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是十分活跃的因素。其中，那些被皇帝授予公开解答权的法学家所作的解答，还对法官判案具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