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新的问题仍然会不断地被提出。本辑中李德成的文章就探讨了网络环境下版权集体管理的许多新问题。例如，向公众传播权（李文中使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集体管理，网络远程教育对许可权与获得报酬权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即使在一个有着很长版权集体管理历史的国家，也没有标准答案。

　　在《版权法》的修改过程中，关于旧法第43条的存废问题，权利人与使用者曾发生过激烈冲突（请参阅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群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235～257页）。旧法规定，广电部门非营业性播放已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不经版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新法则将其修改为广电部门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项修改虽然确认了版权人从播放中获酬的权利（这一点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却把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排除在外。

　　已有许多文章分析了这场冲突的原因，但有一点可能尚没有被指出，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冲突源于对版权的误解，即认为版权只是作者的权利。

　　假设有这样一个小社会，只有三个人，一位作者、一位出版者和一位读者。当作者创作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他是否享有版权，或者说，版权对此时的作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回答只能是，没有意义。因为那部作品没有被出版，没有被阅读，版权对那位作者来说（如果套用版权自创作完成之后自动产生的理论），价值是零。假设在作品创作完成之后再加进一个人——出版者，版权有意义吗？回答仍然是，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去购买、去阅读那部作品。印好的书（即使印刷精美），不过是一堆垃圾，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也无从体现。只有在作者、出版者、读者同时存在，大家都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传播与阅读过程时，版权才真正有意义。《版权的性质》（L. Ray Patterson and Stanley W. Lindben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一书的作者认为，版权不仅仅是作者的权利，它还应当是出版者的权利和读者的权利。

　　如果我们把这个小社会放大，用作品传播者替换那位出版者，用公众替换那位读者的话，道理便很明白：版权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也可以把版权看成是一种市场机制，它通过平衡作者、作品传播者与公众的利益，实现繁荣文学艺术，造福于整个社会的目的。版权实际上是一种产业，它可以造就一个很大的市场，版权是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由此看来，（播放作品的）作者与广电部门的这个冲突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大家都是”版权产业“的参与者、创造者和受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