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所大学与其法学院的相同与不同，这种不同不是表象的，而是真正通过两方面的制度运行保障的。首先，作为整体的学校主要在于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职能，让学生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无论是教学的行政管理、还是包括饮食方面的后勤服务，甚至丰富的校园社会活动；在这种充分选择权下的学生却处在一种无形的在一定限度之内（通过教学、考试而实现的一学期一个学生最多能够胜任3、4门课）选课，在选择的课程都是精彩、有趣并能获得丰富的知识时，舍不得放弃很多课程，导致了选择的结果变成了在理性计算下的抉择。其次，在进行了这种充分的选课之后，也即在达到了若干确定性（比如说课程、教师）后，就进入到一个实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老师成为了主导角色，监督着学生实现前述抉择，使得法学院学生达到不仅仅具有专业的思维方式，更有在专业的侧重点上，该法学院与美国其他法学院不同的特色。

　　简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冯建妹女士的《耶鲁精神——感受耶鲁大学及其法学院》一书，至少让我明白到大学及其法学院的“同”与“不同”，而且从而探究一所大学存在的宗旨是什么。在笔者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服务，为学生服务或者说也为老师服务，最终为学生服务就是大学的宗旨。或许，这是中国大学非常缺乏的精神！

　　三、中国大学（法学院）

　　具体到中国语境下的大学、大学法学院或者独立的政法大学，我们总是能够发现若干缺陷，而不仅仅是需要修正的缺点。如果我们结合到上面的分析，就好似什么都是中国大学（法学院）的不好，美国（西方）大学及其法学院的好，有一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味道，看不到外国大学及其法学院存在的缺点或者缺点。不可否认，外国的大学、法学院，在更为广阔的视角看，也包括外国的法律制度，具有很多缺点、甚至是缺陷。西方学者自己也在反思，而且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我就发现我们对西方社会的缺陷认识，往往是借用西方人的观点在批评西方。根据笔者的理解与思考，无论西方大学及其法学院的运行有什么样的缺点或缺陷，如果说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其在整体上的运行基本达到了其设置的教学目标与任务，而我们的大学、各个学院——无论是在知识培养上，还是在能力培养上——至少在运行时没有那么顺畅，也没有那么成熟。

　　如果与《耶鲁精神——感受耶鲁大学及其法学院》进行对应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大学的确很少给学生选择权，还不要说充分的选择权，即使在课程设置上有了必修课与选修课，其间的区别也甚少，而且学生能够选的范围非常有限，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示[11]：

　　首先，从学生的录取上看。这一点在前面没有谈到。我们可以从冯建妹女士的经历中看到，其收到9所大学的邀请函[12]；而在中国，就读大学需要通过全国统一的高考方式进行（到今天，虽然已出现了自主命题的省、市，但是考试时间与录取大致同步），以高考成绩为主要凭据供一名高中毕业生选择。虽然学生可以选择若干学校，而且是不同层次的学校，但是只能获得一份高考录取通知书。这实际上没有给学生真正选择学校的权利。如果一位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几份录取通知书的话，高校就有生源的危机感了，就会有动力主动提高自己的服务与教学质量以吸引学生，而不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让学生上门，而且还爱理不理，一副你不读有人读的样子。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与西方社会交往的深入，已经有很多有条件的学生能够多了一些选择，获取外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使得我们的优秀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而且随着港澳高校在大陆招生，有所加剧。但是，能够有这又一选择的学生在整体中国学生中所占比重不大，还无法刺激大陆的大学进行重大改革，特别是在招生方面。

　　其次，在入学时。当下中国高校的体制运行情况大致可以描绘为：在开学初期，根本不需要学生去思考如何选课，学生的一切准备就是准备上课。至于上什么课，上谁的课没有自主权，只有被动适应学校的安排。虽然出了正式的必修课程外，学生还可以在全校进行选课，但是基本对课程内容与老师不熟悉，出现的景象倒是为选课而选课，而非为了学习与兴趣而选课；简单地说，只有选课之名，没有选课之实，2008年初，农历2007年底中国政法大学发生的“杨帆门”事件[13]就足以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