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以及其他著述中，确立了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的观点，并确立了从主体之间出发的哲学观点。在《道德意识和交往行为》中，哈贝马斯强调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他还从交往行为概念出发强调了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性，即从相互承认到最终达到相互认同，认为商谈伦理学的原则也必须体现这种相互性，即商谈者之间权利和机会的平等，通过相互交流、讨论，达到相互理解。[19]

　　“哈贝马斯关于商谈、交往过程中的伦理学原则归纳起来就是要表达：（1）参与者只要是有能力参与讨论的主体，毫无例外。用他的话说，‘一种话语的所有其在参与者均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可以提出质疑或反驳质疑。’（2）‘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权利作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疑问、提供理由或表达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抑。’即一切参与者在讨论或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获有‘机会均等’的权力。（3）交往和沟通的社会必要性。这最后一点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它是保证被认定的各方权力的真正的公正性。”[20]

　　商谈伦理学要求那些参与合理话语的人应该以“说服普通听众并取得对一般言论的普遍赞同的意向”为目标，要求每个个体在交往行为中做到真实、真诚和正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对话主体都享有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利，彻底摒弃以权力的滥用和暴力手段压制话语民主的做法，才能通过交流、讨论达到互相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因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生活世界”与“系统”[21]之间的裂痕而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倾向，即克服经济和行政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与破坏，克服生活世界的商品化、金钱化、官僚体制化，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社会公正。

　　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的建构以语言为途径。他认为，要化解科学技术统治所造成的现代社会危机，就必须在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建立交往理性。受哲学向“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使哈贝马斯坚信，新型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只有充分地吸取和利用语言学的理论成果之后，才有希望从传统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22]

　　在强调语言是交往合理性的重要前提的同时，他还强调交往合理性的构建还必须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一开始就是一个“交互主体性世界”，“一个社会生活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交往者始终置身其中的境域。他说：“交往行为发生在一个生活世界之内，这个世界构成交往行为参与者的背景，在不言而喻的日常知识的前反思形式和直觉拥有的能力中呈现出来。”[23]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他针对工业文明在现代西方的崛起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异化状态，而作出的独具特色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该理论以其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在由自在向自为的演进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其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建构的商谈伦理学对解决交往异化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都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分析中试图为人类搭建起超越与不可超越之间的悬梯。不过，由于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分别以具有一定物质内容的社会形式和由日常语言支撑的生活世界作为个人交往不可逾越的限制，因而在他们那里，分别选择了生产劳动和语言交往作为对社会历史传承和超越的方式。[24]

　　其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物质生产的个人，而哈贝马斯的是语言交往的个人。前者坚持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地位，把交往与物质生产实践看成是相互统一的东西；而后者坚持语言行为的基础地位，把交往与物质生产实践对立起来，强调交往自身独立的逻辑发展。第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的目的在于人的发展，而哈贝马斯着重在于理性重建。马克思立足现实个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揭示了个人之所以受剥削、受压迫而不能自由发展，是因为交往异化的存在。他试图通过挖掘交往异化的深层根源来克服交往异化，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哈贝马斯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由于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破坏了生活世界的交往结构，引发的生活世界的危机。因而，其交往理论的核心在于对理性问题的反思、探讨与重建。第三，马克思从研究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和经济关系的宏观视角入手，通过考察人的交往活动，来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而哈贝马斯则侧重于微观考察个体儿童心理世界和道德意识的形成和成熟过程入手，作为他的交往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通过比较个体与类即个人与社会在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性，来把握人类是社会发展的“普遍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