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意义

　　马克思将交往作为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实现人与人之间具有物质内容的互动的生活过程和历史性范畴，创立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交往理论。

　　马克思交往理论不仅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唯物史观的建构、验证和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马克思交往理论反映了在整个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与生产力、分工、生产方式、实践等重要范畴紧密相关，又与历史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共产主义的理论密不可分。因此，马克思交往理论充分体现了实践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物质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的统一、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的统一。[14]

　　二、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渊源、核心思想及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区别

　　（一）理论渊源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来自于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在他的著作中，几乎对近现代西方社会学主要流派的主要思想家的观点都有所评述，并力图把它们囊括、吸取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15]

　　同时，他还广泛吸收了近现代哲学研究的成果，作为论述其交往理论的理论基础。他一方面继承了波普的多元实在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记和帕森斯的行为主义理论，形成了他自己对世界、行为以及二者的关系的见解；另一方面在继承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吸取了释义学、发生认识论、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顺应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走向融合的潮流，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大创新。其中，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和对语言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成为其构建交往理论的重要来源。[16]

　　（二）核心思想

　　哈贝马斯以其丰富的著述、庞大的理论体系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中的交往理论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五个方面：交往理性—交往理论的基本原则；语言生成的个人—交往行为主体；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的背景；商谈伦理学—交往行为的规范和世界公民社会—理想的交往共同体。[17]但最具价值的部分应该主要体现在交往理性及其商谈理论上。

　　交往理性是其交往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在元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和经验层面探讨合理性的问题。他认为：“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的反思……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在或同一性进行思考。”[18]

　　哈贝马斯认为，伴随着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科学技术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并在意识形态上成为稳定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决定性手段，理性越来越被局限于目的—手段的关系，畸变为工具理性，交往行为被工具性为所取代。理性的工具化所带来的结果是对理性的摧残，是社会的非理性化。

　　如何才能摆脱工具理性对人类的支配，以及如何才能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只有确立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和民众认可并遵循的共同的社会规范才是问题的关键。为此，他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即“交往伦理学”和“商谈伦理学”。他认为，交往行为是以相互理解为基础，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核心是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对话和交流。因而商谈即对话和交流必须建立普遍原则，必须认同某些有效的规范，确定共同的价值准则，否则商谈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