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所展开的社会关系的统一。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不管是民族还是国家，都或自觉或自发、或自愿或被迫地时刻发生着交往活动。交往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交往还推动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研究人类交往理论对于指导人们选择适当的交往方式、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迄今为止的交往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更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

　　然而，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忽视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关注和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才在哈贝马斯热的热潮中开始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1]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一）发展历程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反思和扬弃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创立、验证和发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体现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由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到政治学批判的这样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心路历程。[2]

　　马克思交往理论发端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揭示出了其思想要点，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基本理论的构建。针对以往只从纯粹精神的视域观照交往关系的状况，马克思把对交往关系的观照转向经济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异化为基础论述了交往关系的异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有力批判了“仅仅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的固有的抽象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交往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即“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3]总之，马克思立足实践，以哲学批判为主线，在扬弃以往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特交往思想。

　　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从纯理论的层面抽象论证其交往理论，而是将交往理论运用于对资本化生产实践形态的分析中，在对资本主义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揭示其理论、论证和结论的现实根据。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从劳动的二重性验证了他的交往理论，并重点研究了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交往关系体系。同时，还通过对资本的形成、发展及其趋势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交往的一般模式及其实质。另外，马克思还考察了交往在社会有机体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的特点。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晚年站在世界历史性交往的高度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关注上。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以及给查苏利奇的信反映了他在考察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对交往理论进一步做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