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也经历过一段相当长的污染阶段。伦敦的泰晤士河也发生过鱼虾绝迹的情况，但是现在逐渐还清。美国60年代末的时候，有河流在着火，这最终唤醒了美国公众的觉醒，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间来，环保NGO兴起并且力量日益强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制定的《21世纪议程》第13章具体阐述了流域管理问题，并指定联合国粮农组织为全世界范围内的该项目业务主管部门，使得人们重新考虑流域管理的有关方案，建立一个新型的、根本性的、更多群众参与的流域管理模式。[1]由此，许多国家制定了关于公众参与流域管理的法律和政策，并加大了对公众参与流域管理的投资，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一）立法保障公众参与流域管理的权利
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出台法律，立法保障公众参与流域管理的权利，并赋予民间环保社团合法地位参与环保事务。法国的流域管理体制在世界上公认比较成功，该国在《
水法》中明确规定，“水政策的成功实施，要求各个层次的有关用户共同协商和积极参与。”[2]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确定了公众参与机制。该法开篇的《国家目标和政策宣言》中明确规定:“各州及联邦环保局长应当明确规定、鼓励、资助公众参与联邦环保局或任何州政府依照本法建立的项目、计划、排污限制、标准、规定的制定、修改和执行。该条明确了公众参与机制在水污染控制中的地位，明确了国家对公众参与水污染控制的积极态度，为公众参与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2001年10月生效的奥尔胡斯公约在信息公开化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使公众能早期获得信息和参与有关决策过程。欧盟的水框架指令，提出了关于在《指令》实施中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的总体要求，要求在规划过程中进行三轮书面咨询，并要求给公众提供获取基本信息的渠道。[3]
（二）建立公众参与流域管理的组织
建立公众广泛参与的流域管理组织是各国的普遍经验。如法国的流域委员会中，采取“三三制”组织形式，由200多人组成，其中1／3是用户和专业协会代表，1／3是地方当局代表，其余1／3是政府有关部门代表，被称为“水务议会”，拥有流域管理最高决策权。[4]美国国会通过了TVA法案，并据此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并按照公司的形式设有董事会，这一管理模式被称为流域水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成功典范，为各国争相效仿。加拿大弗雷泽河流域根据广泛接受的《可持续发展宪章》建立流域理事会。[5]流域机构和管理模式一般都反映了流域独特的自然人文特点、历史变化和国家政治体制，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一般来说各国的流域管理机构通常有法定的组织结构、议事程序与决策机制，其决策对地方政府有制约作用，成为流域综合管理的体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