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般评价美浓部思想体系时，认为他缺乏对其人权理论的关注。其实，作为日本立宪主义思潮的代表者，美浓部对自由权、社会权以及基本人权思想也有系统的表述，是他较早地将W·耶利内克的主观公权利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日本。他所主张的“责任政治”体系以及责任主体中始终存在着个人的因素，也就是“以个人自我决定为核心的人权论、自由论”的存在。
他认为，对人民自由的保障，为宪法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此事至为普遍所承认。具体保障的目的与方式，他提出两种方式：一是限制立法权；一是限制行政权及司法权。明治宪法以法治主义为基础，禁止政府不依法律而以专断的权力侵害人民的权利及自由，但专重法律就成了法律万能主义，而法律如何规定都可以，所以反而落得人民的权利及自由丝毫没有力量和它对抗。在新宪法下，它把国民的基本人权作为法律也不能侵犯的天赋权利，这权利的保障便是效力优于法律的最高法规，法律规定若违反宪法，最高法院有宣告其无效的权限。美浓部认为，新宪法抛弃了法律万能主义，使法律臣服于宪法之下，不以法治政治为满足，而是以基本人权的绝对主义为基础。[45]
什么是基本人权？美浓部的基本解释是，宪法保障的国民的权利总称就是基本人权，也就是“每个人作为个人为健全且幸福生活而必须具备的基本要件的权利”。基本人权具有三个方面的属性：一是基本人权的普遍性，即所有的国民享有平等的人权；二是不可侵犯性，即基本人权是以国家权力不能侵犯的绝对的权利；三是永久性，即将来永远不能侵犯的权利。[46]他的基本思想是：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国家要履行保护的义务；强调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认为基本人权不单纯是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要禁止滥用权利，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限制基本人权；除保障国民的宪法规定的权利与自由的同时，国家要积极履行义务，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公众卫生等领域保护国民的健康与安全。
在基本人权领域，思想自由的保护是美浓部宪法论的基本前提，[47]并试图在宪法实践中实现思想自由的价值。他的基本人权体系主要包括：平等主义思想。他认为，新宪法第14条体现了平等主义思想，坚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理念，在文本中直接排除可能对平等带来侵害的几种情形，如人种、信条、性别、社会身份等。在平等权中，他特别强调政治上的平等权的实现问题，主张对旧宪法体制下存在的贵族院制度、华族等制度进行改革。在参政权方面，他积极肯定国民主权原则，主张扩大国民参政的范围与途径，突出国会在国政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受益权方面，他首先区分自由权与受益权的界限，受益权是国民为了利益而向国家要求作为或者希望从国家那里获得利益的权利；而自由权是指国民对国家消极地要求不作为的权利。基于这种区别，他把自由权称为“消极的公权”，把受益权称为“积极的公权”。[48]
在权利与自由的论述中，美浓部也强调宪法义务的作用与价值。他在分析新宪法第三章时，特别指出：本章中的义务条款虽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轻视国民的义务，“宪法上国民的权利与自由同时包含着国民的义务宗旨”，“宪法尊重国民每个人的人格权以及权利、自由的目的，并仅仅是保护国民个人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适合国家及社会利益”。他的结论是：所有的国民，作为国家及社会的成员，有义务健全地维持与发展国家及社会的命运，与此相适应，国家对个人人格的尊重以及保障权利和自由，也是为了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健全发展，故不能超越正当的界限。在美浓部的权利哲学中，个人与国家是相互转化的概念，要区分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他认为，在公法关系中，国家与国民之间并不存在对立的利害关系，国家以国民利益的保护为任务，而国民有责任拥护国家存在的维持与发展。因此，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是相互适应的，国家利益的存在也就是国民利益之所在，同理，国民利益也必然存在于国家利益之中。[49]在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权利与义务双重性的论述中，美浓部力图寻求合理的平衡，并以日本文化传统为基础，对西方社会的人权论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对此，有学者认为，美浓部的宪法论是以议会为中心建立的制度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自我决定意义上的人权论、自由论并没有发挥充分的效果。[50]
六、美浓部的“宪法维持”理念与立宪主义思想（一）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是美浓部立宪主义思想的基本范畴与基础。在美浓部的思想体系中，立宪主义是一种实践的概念，始终强调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效力优先与适度的效力等级。而这种思想的具体运用是通过宪法解释主义来实现的。以立宪主义思想为基础，采用宪法解释的理论阐释明治宪法是美浓部宪法学的基本特色。他在日本宪法学界最早讨论了宪法文本上的“法律”一词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