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中秋，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
【注释】 参见各类中文工具书，特别是《辞源》和《辞海》中的“法”字释义；特别是可以参见《梁启超法学文集》，第77―81页“法字之语源”。
《汉书?
刑法志》中的一段记述可为这方面的经典，它的记述是：“《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民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
此类资料繁多，不复列举，经典者可见宋人《明公书判清明集》和明、清官员以及幕吏的判牍文集。现代研究的成果，可以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载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范忠信等：《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编者进一步解释说：“社会规范的种类繁多，除了法之外，还有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习惯、社会礼仪、职业规范、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等。法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首要之处在于，法是由国家创立的社会规范。”同注17，第76页。
林咏荣先生提出了“一元化的礼法观”，他认为：“我国固有法制上所谓的礼，是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而为其桥梁，一边按于道德，另一边嵌入法律，…… 惟兹所谓礼，有广狭二义，自其广义言，礼与法同其领域，自其狭义言，礼仅限于冠、婚、丧、祭、宴会及其他交接的仪式；而嵌入法律的礼，则为广义的礼之中而为维持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当时社会秩序建筑于五伦常理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一部分的礼，就是维护五伦秩序的基本条款；凡违反之者，即以刑罚为制裁，法之所禁，必皆礼之所不容，而礼之所许，自必法之所不禁，此之谓‘出礼则入刑’，而为礼刑合一的关键。所以，我们如谓我国固有法为礼刑合一或礼法一元化均无不可；但若称之为道德与法律混同，似乎还未尽其义蕴。”参见潘维和等：《中西法律思想论集》，台北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如北京大学成立了以罗豪才教授为名誉主任、姜明安教授为主任的中国大陆首家“软法研究中心”。他们将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法律之外的各种行政规章称之为“软法”，以区别于国家法律的刚性，但他们同时认为，软法在实际中发挥着法的作用。另，参见姜明安：《软法与软法研究的若干问题载》，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笔者在此所用的“民间法”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概念，表示国家法（我的理解应包括上述所谓的软法）以外的各种民间规范和习惯。
有关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结构模式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学者中最具影响的有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说（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及前后）；季卫东教授的“太极图”说（参见季卫东：《宪政的规范结构──对两个法律隐喻的辨析》，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梁治平教授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说，严格说这还不是对社会秩序结构模式的描述，是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但它其中包含了礼与法、家与国的结构模式（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日本学者中有滋贺秀三教授的“情、理、法的法秩序与社会秩序同构说”（参见前揭滋贺秀三人合等著的《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一书中滋贺秀三的文章）；寺田浩明教授的“二极三方的首唱与唱和”说（参见前揭滋贺秀三等著的《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一书中寺田浩明的文章）；沟口雄三教授的向上攀升的“鱼鳞式”说（参见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日本：研文出版社1995年版）等。美国学者中有自魏特夫以来在西方长期流行的“东方专制主义”说（参见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但这一观点已受到高道蕴、安守廉、欧中坦等美国学者的批评（参见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还有黄宗智教授在与滋贺秀三教授辩论中提出的“第三域”说（参见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域》，载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有关日、美学者的这些观点和争论，张彦丽博士作了较好的介绍和评论，有意者可参见她的《上控视野下的法、社会与国家──兼评日、美学者之间的一场争论》，载《文史哲》2003年第1期。笔者以为，虽然以上诸说各有道理，但仍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一是以上诸说多倾向于对经验与规范的解释与概括，缺乏系统的原理性说明；二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结构的整体性、立体性、多样性、变动性，以及它与法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直接的说明。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提出自己的思考，愿听诸位的批评。
笔者通过对乡约以及家礼与国法的研究，较具体实证地获有这样的认识。参见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张中秋：《家礼与国法的关系与原理及其意义》，载《法学》2005年第3期。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又见前揭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第8章“法律体系”，第18章“法的制定”，第21章“法与秩序”。当代中国的立法体制，或者说法律秩序构成的实际情形极为复杂，有意者可参见帕瑞?凯勒：《中国法的渊源》，桂万先译，载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同注17，第2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