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首先，我们不能为了简单的网络管制方面的考虑而急于并且大量进行网络立法；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对网络构成严重危害的行为，则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尽快立法。我们承认，法律调整也有其自身的成本代价和局限性，正如现实社会不能只靠法律来调整所有的问题一样，网络社会也不能指望依靠法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社会的规范是多元的，既有民间的习惯法，也有国家制定法。网络社会也是如此。因此，在网络立法上，我们要贯彻“先技术自治再立法干预”的思路，应该在充分了解网络的基本特性以及既有的网络习惯法的基础上，首先尊重网络的自律，以达到自治；即使国家出于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而一定需要立法，则需要慎重，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社会，公民的各种利益平衡，而不是只重视其一忽视其他。并且，必须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在其职权范围内进行立法。具体说，比如网络私法涉及到网络上个人权利保护的，可以先行立法。 而关于网络公法涉及到管理权力的行使的，需要慎重。在这方面，《立法法》的施行为网络管理立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立法法》明确了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解决了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立法冲突问题，并通过对立法权限的界定来达到防止立法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

　　二、我国网络立法的现状及反思

　　有关我国目前具体的网络立法，一方面，我国在近年来制定的《统计法》、《档案法》、《测绘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刑法》等一系列法律中分别规定了一些与网络信息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内容；另一方面，又相继颁布了如下的一大批有关网络方面的专门立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