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发展的法治路向：回归民生权利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但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的权利自由实现为目标的。和谐社会建设主张以人为本，实际上也即以民生为本，其价值在于为实现民众基本权利和充分福祉而努力奋斗。而在当代中国，法治作为执政党基本的治国方略，对于破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生难题，有理由也有可能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一方面，法治的实践性品格要求其必须回应转型期中国的民生难题，并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创造制度性基础；另一方面，法治在破解民生难题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也即用强制性规范来保障社会规则的实现。民生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但其实质则是一个典型的权利问题，而权利正是法治的要义所在。社会全面发展的最终展现的愿景图象，必然是法治基础上的权利自由实现。

　　（一）基础性前提：民主意识的渗透与保障

　　论及法治，则不可避免地要论及民主，民主是法治的先决条件和制约基础。在讨论中国内地人权的时候，学者们讨论的更多焦点体现在公民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也是一个广义民主的概念。随着法治国家构建政治话语的提出，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不仅仅再局限于知情权，而更多地渗透到实体层面即通常所称的话语权。而在当下中国，除了代议机构享有法定的利益表达权和立法权外，公共话语权也成为民主的重要组成方面。现代社会公共话语权的载体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传媒和网络，内容则由政府、NGO和民众个人提供。传媒、网络和NGO，其生存的必要条件是能够获得资金。资金来源唯有三个渠道：政府、资本与海外。所以，话语逐渐依附于这三种力量。在市场环境下，当言论服务于政府时，多是被动接受式的，目的是避害；而当其服务于资本与海外时，却是主动迎合，因为有利益吸引在前。政府只能通过周期性的言论收缩来调节话语掌控权。[12]但无论如何，多元化话语权表达对于培育和促进民主意识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更宽容的表达渠道：社会安全的深层次保障

　　社会政策应当由谁来予以实施？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政策的实施部门和研究领域的看法同样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人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是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化，随着社会层面力量的日益兴起，社会政策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看法：只是靠政府来实施社会政策显然是有些力所不能及了。因此，只有以政府为主，并动员社会层面的力量如“第三部门”、社区的力量等等，方可构成完整的行动主体，从而有效地实施社会政策。“在传统模式下，社会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均为政府，区别只在于中央政府决策，地方政府执行。新的模式将单一的政府决策和支配福利转变为由政府、市场、家庭、非营利组织、社区等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决策和实施。”[13]而就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而言，立法需要授予利益相关者及其话语代表者合适的表达和诉求渠道，以平衡其表达方式的不安定性和不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