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追缴制度的完善及与附带民事诉讼的衔接

　　“追缴”制度的设定，突出国家干预的强制性，意在减轻受害人的追诉压力，实践中不仅不理想，还存在如下问题：

　　⑴、公安和检察机关虽有“追缴”的权力，但运用并不理想。在侦查和起诉阶段，追缴的积极性就不高，属于能追就追，追不到拉倒。公安机关关注的焦点是刑事犯罪的破案率，刑事案件破了其工作实绩也有了，追缴仅是附属工作。最主要的一点，追缴尤其在受害者是个人时，追缴无利益可言，费九牛二虎之力追缴来的赃款脏物最终都退还给了受害人，与其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化在追缴上面，还不如多破一件刑事案件有实效。到了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认为案件基本定型，拥有强大侦查能力的公安机关都追缴过了，能追都追了，不能追的也难追了，也不会花精力去追缴了。

　　⑵、刑事侦查和公诉机关拥有追缴权力，是对法院实体处分权的分割，有违侦、诉、审，控、辨、裁的分工制约和诉讼架构。虽然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公安和检察机关追缴的权力，然它们通过联合行文和制定规定，分别赋予其追缴的权力，且该权力不受其它机关制约，更无需交付审理裁判，这与公开、民主，无罪推定原则相去甚远。

　　⑶、行为人违法犯罪占有之物已不存在，仍然使用“追缴”，不仅难予执行，还有放纵违法犯罪行为人之嫌。如沈斌、罗小露等五人共同诈骗他人现金人民币13万元之后私分挥霍，在侦查和审查起诉中未能实际追缴赃款，法院判决追缴无疑更难执行，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由于共同被告相互间承担连带责任，受害人尚有获赔希望，而对追缴是无法判决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这无疑加大了受害人的获赔风险，有利于被告人而非受害人。

　　⑷、经过追缴仍不能弥补损失，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劳命伤财，没有效率。

　　⑸、法院依职权判决追缴缩小了公民有序参与国家事务的范围，抹杀了受害人行使权利的积极性，也有失法院消极、中立的裁判地位，是裁判员干了运动员的事，受累并不讨好，结果还是法院自己要求自已履行追缴义务和责任。

　　笔者建议：

　　①、明确没有实体处理权的机关，只有“追”的权力和义务，没有“缴”的权力，且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阳光操作，不能光有权无责，“追”而无果没有责任，谁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理刑事案件仅局限于定罪量刑上就万事大吉是消极的不作为，这种旧的司法观念应摈弃，也不能以已尽力追缴了来推卸责任，追缴的详细情况应记录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