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出现的问题，以及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根本原因，集中体现于“三不”问题，即司法不公、司法不廉与司法不力。解决这些问题，仅靠法院是不够的，但法院确实应有所作为。
警惕司法“反智主义”
最高法院提出“能动司法”，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偏差，如该能动的不能动不该能动的却乱动。但这个概念也有其积极意义，关键看怎么理解和运用。“能动司法”，可从三方面理解。
一是司法回应。即法院适用法律、解释法律要能有效回应社会需求。这是本来意义上的“能动司法”，即“司法能动主义”。
二是司法功能扩张。主要是扩张管辖权，增大受案范围，强化法院处理纠纷的能力，促进法治国家的建立。与此相对应的是“司法克制主义”，即法院谨慎地选择受理案件的类型，以适应自身的裁判资源。
三是司法方式的主动性。法院必须保持中立，以保持客观判断的最好条件，因此法院就只能被动地受理案件而不能主动地承揽诉讼。与之相对的是主动性司法，即类似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便民为原则，上门服务，田间地头，积极调处民间纠纷。此外，在中国特定的体制与社会条件下，司法方式的主动性也包括法院发挥其非讼功能为中心工作服务。
可是，目前的现实却不太乐观。法院在司法功能上，意识到自己能力和权威的有限性，近年来比较注意采取“克制主义”立场。如四川涉震案件的司法受理，法院就十分谨慎，在一定时期内，使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可诉争议不进入司法评价，采取了“克制主义”的态度。而在司法方式上，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提倡以及“大调解”等工作的推进，则显示出较强的能动主义倾向。
这种选择，有其现实的缘由。前者是因为对法院资源有限性的深刻体认；后者则是对法院进一步发挥其社会功能的一种期望和努力。然而，社会的法治需求，无论是就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而言，都需要法院发挥功能上的能动作用。同时，司法的被动性，即对法院在诉讼案件中的地位和角色必须保持中立和被动，这是司法规律的要求。
近年来，似乎有一种倾向，我称为司法上的“反智主义”。如一讲司法规律就认为是宣扬西化；要求法官职业化专业化，似乎就与司法的民主化与大众化相悖。司法工作自身的规律不能违背，应当警惕这种“反智主义”。
“能动司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前述司法困境，法院应当坚持何种司法政策，如何“能动司法”呢？有以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