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起历时十年之久的清末新政，不仅涉及面极广，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各领域，且进一步由体制内的变革上升到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其广度和深度均属前所未有。这次改革，清廷最高决策层内部已无阻力，或至少不会再有人公然跳出来反对新政。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革命的步伐。回顾清末十年新政的历史，迄今仍不无启迪。

　　清末十年新政，大致可以190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各项体制内变革的次第展开。1905年清廷的“预备立宪”，标志着清末的新政改革已发展到第二阶段，也即体制本身的改革。前段改革，清廷可谓大刀阔斧，后段改革，清廷却一再延误，未顺势而为，错失时机。

　　立宪呼声四起，清廷“仿行立宪”

　　开议会，订宪法，本是维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张。但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以后，全国“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宪之事，自然也无人再敢提及。直到1901年清政府顽固派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被迫陆续兴办“新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立宪问题也逐渐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取胜的结局，是使立宪活动趋于高涨的一个重大转机。当时中国朝野的许多人士都相信：日本能够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而俄国仍是专制之国。君主专制之难以为继，俄国1905年的革命运动就是明证。中国欲想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赶快实行君主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到布衣书生，“立宪”二字竟成了挂在嘴边的时髦词语。

　　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清廷当即发出谕旨，予以首肯。1906年夏，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们先后回国复命。镇国公载泽在其密折提出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立宪之国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但不具体负责行政。因此，“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二是“外患渐轻”。只要改行宪政，原先“鄙我”“侮我”的外国，就会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是“内乱可弭”。革命党人敢于“倡乱”，且“从之者众”，就是因其借口“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改行宪政后，“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自然冰消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