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此一来，((侵权责任法》第47条就难以适用于食品类产品的惩罚性赔偿，显然有悖于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和立法背景。其立法背景之一就在于出售劣质奶粉导致少儿死亡等恶意侵权行为屡屡发生；依该立法背景，《侵权责任法》第47条应当适用于食品类产品的惩罚性赔偿。何况《侵权责任法》对惩罚性赔偿作出规定，也是为了体现《侵权责任法》的制裁和遏止功能。[20]若将食品类产品恶意侵权排除在《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适用范围之外，显然有悖这一立法目的。之所以出现此等有悖立法目的的解释论结果，其源头就在于《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之间是否真的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关于作为《食品安全法》前身的《食品卫生法》，曾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卫生法》都有关于产品质量的规定，但比较而言，((产品质量法》是一般法，《食品卫生法》则属于特别法，涉及到食品质量时，应适用《食品卫生法》。[21]若依该逻辑推理，《侵权责任法》的缺陷产品的民事责任规定与《食品安全法》的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民事责任规定同样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但是，按照“法的效力的四维观”，法的效力范围包括对人效力、对事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22]据此，一般法是指在时间、空间、对象以及立法事项上作出的一般规定的法律规范；特别法则是与一般法不同的适用于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对象和特定事项的法律规范。[23]按该区分标准观察《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就食品类产品而言，前者适用于恶意生产、销售缺陷食品造成严重人身损害的情形，而后者适用于生产或恶意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从所适用的食品产品来看，前者的缺陷食品可以涵盖后者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前者属于后者的一般法；但若从后果要件来看，前者适用于造成严重人身损害的情形，而后者的范围不限于此，前者属于后者的特别法；若从生产者角度而言，前者适用于生产者“明知”的情形，后者不限于生产者“明知”，前者属于后者的特别法。因此，就食品类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而言，两者之间很难断论何者属于一般法、何者属于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很难解决两者之间的适用问题。对此，《立法法》第85条第1款规定了法律之间不一致时的裁决机制；虽然该条规定的是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之间的裁决机制，但就难以判断何者为一般法、何者为特别法时的情形，根据《立法法》的精神，当可以准用该裁决机制，各法院可以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由立法机关释法加以解决。
以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人手解决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两者之间就同一事项的法律解决存在冲突或不一致，但也有可能存在假想性冲突或解释性冲突问题。假想性冲突，即原本不存在冲突，但由于望文生义，或者人为地割断对法条的理解而产生的冲突性立法理解。解释J性冲突，即对法条的规定作何解释，出自不同的解释会有不同的含义。[24]《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条第2款之间关系的上述理解，或许也存在着此等假想性冲突或解释性冲突问题，因而造成了上述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