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网络和交通日益发达的信息时代，各地仍然可以维持经济和政治纽带，但是没有大学传播统一的文化，物质纽带是不够的。经济合作并不只限于国家内部，独立国家之间照样可以维持密切往来，更何况经济合作的对象并不是唯一的，舍此还有别的选择。固然，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地方政治的保护主义，地方领导人的频繁调换有助于削弱地方形成“官官相护”的关系网，但是这种机制毕竟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一旦地方领导人真正按照宪法规定由地方人大选举产生，那么中央集权控制机制必然受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的人才流动，处于某个地方的“全国性”大学只是为当地培育统治精英，那么绝非危言耸听的是，那时中国将面临分裂的真实危险。
由此可见，大学招生平等不仅是考生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只有遵守宪法平等原则，招生考试才能真正为社会服务，各地高校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佳配置，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论是为了国家、地方、学校还是个人的长远利益，招生平等都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宪政问题。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导师。
【注释】 不仅乡试、州试等地方性考试按照地方标准由地方主持，而且全国性的会试也逐渐带上地区配额的特征。至少从明朝“南北榜”事件之后，中国考试录取制度从来没有实现过完全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参见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85页。
参见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北京大学2000年各省市录取成绩表”，
http://www.eol.cn/article/20010101/3036256.shtml，2008年5月7日访问。.
http://www.eol.cn/wang_nian_lu_qu_fen_3019/20060323/t20060323_35423.shtml，2008年3月17日访问。
参见轲翀：《中国高考分省招生体制的宪法考量》，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7年5月。
参见同上。
海南当地政府为促进商品房流通，出台了“在校学生在高考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待遇”的政策。由于在海南购买商品房入户比较容易、成本较低，导致省外就读海南中学的“移民”学生人数暴涨。2005年，全国高校在海南共招收11827名本科生，而“高考移民”就占用了其中的6969个名额。这种现象在海南省激起很大民愤，甚至曾引发数百名学生集会罢考的事件。只是在海南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意识到有限的名额资源遭到掠夺之后，才会同政府其它部门堵截“高考移民”。参见同上。
见《法制日报》2006年2月9日报道。
崔克亮：“打击‘高考移民’不应损害公民受教育权”，《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8月30日。
参见“被指高考移民，12名河南的学子起诉西安教育部门”，《大河报》2008年4月25日；“政府部门政策‘打架’打出‘高考移民’群体诉讼”，《北京青年报》2008年5月4日。
姚莉莉：“海南2005高考理科状元李洋决定复读”，《海南日报》2005年7月15日。当然，李洋个人的最终结局并不坏，他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并获得了高额奖学金，但这显然不是所有遭到清查的“移民”大学生都能得到的结果。
《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大学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5］13号。《通知》同时要求各地“对有关高考报名条件、报名办法等事项要尽早向社会发布，广泛宣传，使广大考生知晓”。诸如陕西省招生办在考试报名后才突然改变政策的做法不但不符合这一要求，而且也侵犯了“移民”考生在移民前对当地高考优惠政策的合理预期利益。因此，即使不论限制高考的地方政策本身的
宪法问题，这类政策也不能在考生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出台，而只能在通告发布2-3年后才能正式实施，以履行当地政府对这些移民家庭的信赖保护义务。
胡梅娟：“高中移民：拷问社会公平”，《瞭望生活周刊》2005年5月23日第21期。
以天津耀华中学为例，每年录取200名外省学生，便可至少收取学费330万元。参见同上。
例如参见张千帆：“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及其宪法学意义”，《法学》2004年第7期，第51-61页；“从管制到自由：论美国贫困人口迁徙权的
宪法演变”，《北大法律评论》2005年第6卷，第564-592页。
胡梅娟：“高中移民：拷问社会公平”，《瞭望生活周刊》2005年5月23日第21期。
参见谢作栩、王伟宜：“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探讨——陕、闽、浙、沪部分高校调查”，《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
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80页。
参见同上，第183-185页。
例如在1950年代后期，四川录取比例最高的是大巴山区，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则下降到第九、第十位。参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2-604页。
胡梅娟：“高中移民：拷问社会公平”，《瞭望生活周刊》2005年5月23日第21期。
参见邢世伟：“部属高校生源本地化、配额制度与公民的受教育权”，方刚主编：《法沐水风》，2008年夏季刊，第30-42页。
赵海利：《高等教育公共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260页。
参见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1947年10月第4卷第1期，第1-21页；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22页；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6-367页。
例如参见刘海峰：“坚持统一高考的必要性”，《中国考试》1997年第5期，第27-29页。
王佳琳：“今年高招录取率将达74%”，《新京报》2008年5月4日。
见《新京报》2008年4月14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