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别认定方式的不周延，使单位“犯罪”有游离于刑法之外的可能

　　倘若对单位犯罪特殊处理，则未规定单位犯罪的条款就不能构成单位犯罪，单位“犯罪”便有存在于刑法之外的可能，贷款诈骗罪便是典型。现实中单位诈骗银行贷款的现象不少，例如，“有的单位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假报表等手段骗取贷款；有些单位在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后，就以破产等理由废债逃债；另有些单位通过所谓企业改制而减免、废除银行债务。”[11]

　　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认为，刑法第30条和第193条对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作了限定，认为只有自然人才能构成诈骗罪。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但是这一处理仍存有两个问题：其一，司法解释作“他罪”认定的解释没有必要。倘若单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合同诈骗罪当然适用于单位，无需借助司法解释来指明。其二，在单位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法律又该如何处理？

　　可见，司法解释通过转而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方式来处理此类问题，只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适用的不足，并未实质上解决问题。

　　（三）刑法分则有关单位犯罪的条文设计简陋

　　综观刑法分则有关单位犯罪的条文，采用的多是同一种、近乎死板的模式，典型地表现为“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前款规定的处罚”这一用语。其他条文若有不同，只是个别字句的增减。

　　分析该类法条，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指出单位构成本罪，属于对单位犯罪的认定。然而，如上文指出，此类认定缺乏理论基础、存在个别认定不周延的问题，使这样的规定无法立足。二是对单位犯罪处罚方式作出认定，但是总则已经于第30条明确指出单位犯罪一般采用双罚制，除非个别认定为单罚制。因而，此处也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