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谦抑原则要求在定罪上，对于刑法分则或者规范性文件没有具体规定的数额犯中的预备行为、未遂行为、中止行为，不能作犯罪处理。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3月10日）第1条第2项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对于挪用资金等数额犯中的不完全形态，刑法以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是否需要定罪处罚，根据谦抑原则，刑罚手段应当让位于其他制裁手段。
综上，刑法的谦抑性，即其补充性。它意味着只有当其他前置性手段不足于制裁某种行为时，才能动用刑罚手段。刑法只是也只应该是国家制裁不法行为的预备队而不是冲锋队。具体到刑民诉讼关系的选择上，一般来说，应当先进行民事审理，后进行刑事审理。
三、权益保护的差别与纠纷处断的选择纠纷的裁决，凡涉及到实体的处理，都应当在法庭审理后进行。无论选择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都可能涉及纠纷当事人实体利益的处分，这是由案件不同性质的责任内容、责任方式所决定的。纠纷的解决，绝不像判断鸡蛋的好坏那样简单。对于后者，人们凭简单的观察就可以作出判断，至多品尝一两口就能完成全部判断工作。纠纷的性质，需要证据支撑判断。而证据不经过展示、质证、辩论等环节，一方面很难全部进入法官视线，另方面，法官没有一个兼听“两造”的过程，就有可能因为偏听偏信而形成错误的判断。如前所述，假如法官实在审理纠纷后判断出案件涉嫌刑事犯罪，就此作出裁定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而移送公安机关，那么，这一处理结果体现了兼听则明的理性要求。然而，实践中大量被移送到公安机关侦查的纠纷，法官往往在法庭审理之前就作出判断并办理移送手续，实际上是把复杂的纠纷审理简单化为鸡蛋质量的判断。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应当看到，市场经济本质上属于自由竞争的经济。一方面，公民自由的极大发挥，导致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并日益复杂；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随意干预市场，否则自由竞争就无从展开。这样，国家就需要用法来规范市场以及市场主体的行为，从而形成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命题，其实在应然意义上才能够成立。再一方面，社会生活情状的日益复杂化决定了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精细化和复杂化，决定了法官职业的分共细化即专业化。换言之，无论是刑事案件性质的判断和结果的裁判，还是民事案件性质的判断和结果的裁判，都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储备和应对。一般情况下，以民事法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刑事问题，包括案件属性，恐怕勉为其难，反之亦然。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极有可能把真正的民事纠纷移送到公安机关作刑事案件侦查处理，从而侵害公民自由。当然，先民后刑的处理结果，也有可能把真正的刑事案件作为民事纠纷处理，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公民自由或者社会秩序会遭受侵害，只能说公民、法人之法益保护力度会有所不足而已。而且，这种不足严格地说，仅仅是刑事制裁上的不足而不是民事制裁上的不足。因为单纯的民事审理，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充足程度远远高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非常有限，第三人不能参与诉讼，侵害公民人身权利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失才在法官考虑和支持的范围，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可能得到支持。如此等等，对被害人有利之处，其实主要在于公权力在调查取证方面的便利。因此，在公权力已经完成侵害事实的调查（侦查）的情况下，被害人与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如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而刑事制裁力度不足的问题，还有救济的渠道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