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在理解法律时我们应该首先从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上来理解其含义，这就是刑法的逻辑解释，如果逻辑解释不明显背离立法的目的、适用的结论也不会明显不妥，我们就应该遵循逻辑解释的结论，而不需寻求其他解释方法。而对于该条即便是从立法的目的来看，也看不出挪用公款罪必须以“谋取个人利益为必需”。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其他自然人使用的”和“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其行为就已经体现着“个人私利”，已经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已经侵犯了刑法禁止挪用公款所要保护的法益，所以，立法机关直接规定这两情形构成挪用公款罪，而不另加“谋取个人利益”，因为加上就是同一反复。而人大解释规定的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行为人以“单位”的名义（区别于第二项的“个人”），将公款供其他单位（区别于第一项的“个人”）使用，该行为本身并不能像解释前两项一样，直接体现出“私用”的特点，行为人擅自动用公款的行为有可能是为了个人利益，也有可能是为了单位利益，为了和解释前两项相一致，共同体现出挪用公款罪“公款私用”的本质特征，同时排除将“为了单位利益擅自动用公款”情况认定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立法机关特别规定这种情形下的挪用公款罪需有“谋取个人利益”的主观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简称法院纪要）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上述行为致使单位遭受重大损失，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定罪处罚。”这条规定与人大解释的规定是一致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将“公款非私用”认定为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曰“公款私用”。有人认为该条规定：“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所以，从该条规定看，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还是需以谋取个人私利为要件的。这种断章取义的理解，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该条规定的意思是：只有“非‘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的’”，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非“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 所指涉的情形，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谋取个人利益”所指涉的情形并不是全同关系，比如“会计为了单位的利益（没有个人私利），决定将公款用于炒股”，显然属于“非‘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但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谋取个人利益”，但是该种情形，无论是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社会情理上看，都属于刑法第八十四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谋取个人利益” 的情形，尽管没有行为人谋取个人私利。所以说，从最高院纪要的后半句得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需以谋取个人利益为要件，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