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正义。社会秩序概念涉及的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而对社会生活的实质即基本价值判断非正义莫属。人类的经验表明，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正义。所谓正义，是关于社会活动中权利和义务配置的标准，及人们相应的是否公正、合理的评价；外延上，既包括因权利而获得的自由，又包含形式上的公平地待人处事。正义观中的形式主义正义观不涉及正义的内容，只要求“凡属于同一范畴的人或事应予以一样对待”。“侵权责任法”中的第十七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正义。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这一规定终止了实践中司法机关以城乡身份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做法。但是，应当看到，“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存在着有待改进之处——它明确设置了“多人死亡”的条件，这个条件显然是为了避免上访等群发性事件；其措辞也模棱两可：“可以”一词意味着责任方式的选择性，“相同数额”暗示仅仅在死亡者中有城镇居民的情况下，赔偿标准才是较高的城镇居民的标准。

　　其三，行为自由。行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相当微妙，而侵权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平衡两者的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占多数的案件是盗用知名商标、打闹等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这类案件适用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巧妙地协调行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即“你有摇手摆臂的自由，但请不要碰到我的鼻子”。但对部分机动车交通事故、部分医疗损害、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和物件损害责任，则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如在动物致人损害等案件中，我国不像法国等国家采取无过错责任，而是采取适应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过错推定，这样既便于保护受害人，又使得致害人适当防控致害风险，以使以散养动物为主要财产种类之一的农牧民乃至养宠物的市民，有个合理的活动空间。在工伤事故、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责任、民用核设施等高度危险责任和部分交通事故等领域，我国则实行更加严格的无过错责任。这是为了平衡高风险经济活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个人权益等利益，为了使相关活动者谨慎从业，同时使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赔偿而确立的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