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护科学纯洁的努力科学的问题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科学的范畴问题，即科学的外延问题；第二类问题是科学的真理问题，即科学的内涵问题。第一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认识的盲区，至今好像还没有中国人论述科学的范畴。在西方世界，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产生了维护科学纯洁性的努力，即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旨在维护科学的纯洁性，强调只有实证的学问才是科学的。这是一股学科反思的思潮，我今天讲演的前面部分就具有学科反思的性质。实证主义对于科学本身的清算和维护科学纯洁性的努力的第一方面内容就是——划清科学的外延。在法学中这一努力的典型代表是奥斯丁和凯尔森，他们要把法学的外延理清，主要是把意识形态和心理学的东西从法学中清理出去，使法学成为科学。实证主义科学的努力实质上是把科学问题的争论转向方法论，科学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不是结果问题。发展到马克斯·韦伯，他所讲的“价值中立”就是实证主义的胜利，但是韦伯关于法学是什么和价值中立的理论是中庸的(在我看来) 、恰当的。他并不认为法学研究不能引入价值问题，而是认为法学研究者不能将自己的价值绝对化，价值在讨论和对话中才存在。这种实证主义思潮对于提高法学的合理性是有益的。凯尔森对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他们始终将法学完全科学化处理，对法学是一个严重的伤害。20世纪的价值法学是对实证主义的纠偏，是对实证主义的扬弃， 而不是对实证主义的完全背离。
(三)中国思想界科学帝国主义的形成中国古代的思想中，科学的话语作为众多话语中的一支(如果存在的话) ，其权威性是微乎其微的。随着清末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进入，促使中国的思想开始转变，西方思潮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它的研究得出的看得见的结论)迅速战胜了中国的古代思潮，玄学奋起反击，这就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科玄之争”。玄学的代表是张君劢等新儒家，玄学的目的在于维护其最后的阵地——人生观。科学的代表是丁文江，他们认为科学可以部分解决人生观问题。而后又有第三派出现，即我们现代的唯物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 ，唯物主义者称玄学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认为科学(包括哲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但是，即使在陈独秀那里，科学的范畴也没有今天的范围大，科学包括哲学，但是哲学中有一部分是不能包括在科学中的，就是“本体论问题”。在他们看来，本体论问题是无法科学化的，而不像我们今天说的科学的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上个世纪30年代形成的，而不是在解放后形成的。当时的一些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也信奉这种思想。
(四)科学帝国主义对法学的伤害科学帝国主义对学术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点，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的分类标准不再有意义。原来，知识体系有很多种，科学只是其中之一，但此时，科学涵盖了所有的知识，一切知识体系都属于科学的范畴，科学成为一切话语的统称；第二点，知识体系正确与否的争论统统变成真理问题，知识体系中历来争论的重要方面——公平、正义不再有意义；第三点，由于我们认为知识体系与人的立场有关，知识论的争论问题就成为立场问题。这一系列的结果使正义、良心、道德问题不再有意义，而走向了相对主义。这一结果对所有的知识体系都造成了伤害，对于科学范畴的知识体系来说，将科学问题转化为立场问题，它的结果很清楚：它抽去了科学的基础——客观性，而将科学问题变成了主观问题。对非科学范畴的知识体系的打击更是致命的，一方面它对学术目标产生了全面的误导，使非科学的学术体系像自然科学一样去寻求规律；另一方面，规律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规律就意味着对事实的价值化处理，不可避免的导致价值问题的两分法，我的价值是有事实依据的，所以我是对的，你就是错的，导致在价值问题上失去了对话市场，没有价值对话， 只有政治批判。这就是我们国家在文革期间走过的路。
